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9)

如上所述，注重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密切相关的诸多历史元素，并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图景纳入未来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整体书写，会使学术史在实证层面实现互证互构的完整性，必然形成一种总体史、整体史或综合史的研究气象。这一研究取径为从党史研究学术史的角度来重新透视和析清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的发展轮廓提供了一种机遇，不仅使貌似单一的学术史获得了更为丰富乃至高端的知识与文化资源补给，而且可为将来全面而深入地书写党史研究的全部学科史以及整个当代中国的完整历史谱系打下良好的学术根基。进而言之，学术史研究和写作必须高度重视“通达”的意识和“超越”的自觉，既要培育宏大的观照视野，又要直逼历史的幽深之处，体察党史研究的学术本相及其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甚至人性等诸多元素之间的纠结绞缠。只有沿循这样的历史研究理念，才能造就更好的史学通识。因是之故，以学术史发现和整合政治社会史，以学科史审视和建构思想文化史，也许可以建立起一种更为宏观、立体且系统的历史画卷。这预示着党史研究学术史不再是孤立无援、形单影只的研究领域，它不仅必须超越传统的文本式梳理和评析，而且必须实现对所有相关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建构和理解，它由此将获得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和跨问题的学术特质，因为整体历史的书写“不以完美无缺性为导向，而是希望通过一种全面的、反思性的结构分析来破译历史现象(特别是整个社会)的多维性。这种历史要求修改与之相应的方法，进行学科之间的合作”*〔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一言以蔽之，未来的党史研究学术史若欲提升自身的学术品位，就必须实现“外在性”与“内在性”的有机统一，既客观反映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伴随着复杂的政治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情境而变动的理脉，又充分把捉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变迁理路中的“不变”——对于学术和真理的追求。

此外，为了在具体研究中吸纳如此之多的历史文化元素并最终实现整体史的学术风范，研究者还必须注重学术史书写自身的逻辑严密性和结构完整性。无论是撰写研究论文还是学术著作，都必须在特定的叙述语境下深度厘清学术史与相关历史元素以及学术史内部诸元素之间的逻辑关联与综合互动，营构出相对完满具足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在学术史的具体写作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在充分考量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现实脉路的基础上，使“问题意识”成为统摄和整纳相关历史内容的“绝对精神”，使每一部分都成为论证和贯彻“问题意识”的有效载体，一定要竭力避免每一部分与“问题意识”相脱节的情况，同时注意上下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前一部分应当作为后一部分展开的内容准备和逻辑前提，应尽力规避各部分在内容和逻辑方面的截然孤立或泾渭殊途。只有依循这样的写作原则和方法，才能形成环环相扣、紧密圆融的整体性叙述框架，从而使每一篇学术史习作都呈现融宏观美、细节美和逻辑美于一体的精神风貌。应当说，这种严整的叙述逻辑既是整体历史书写对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学术史研究实现总体史书写的施行路径，可谓综合史、整体史诉求的一个特殊面相或题中应有之意。

总的来看，注重与学术史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以及建构未来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整体史范式，其实质就是究问党史研究的知识、思想和理想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就是要揭示党史学术文化之产生和发展所倚重的特定知识与文化系统，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党史研究的意义、价值和功能都是透过这些条件以及知识与文化系统得到发挥与延展的。职是之故，学术史研究在追溯党史知识增扩和学术精神迁延的历史图景之际，便可以同时追问并探讨党史学科自身的特殊与一般属性以及党史研究实现求索真理之终极目标的规律所在。在此进程中，研究者需要格外注意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争鸣现象，这是助推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环境”和“内语境”(其本质涉及党史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机制以及整个学术肌体健康与否等根本问题)，因而应当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史重点关切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三、学术争鸣史与学术史之反思精神的彰显

之所以要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史版图中突出和强调学术争鸣现象，是由学术争鸣在整个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如所周知，学术争鸣的本质是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批评、对话与交流，最终宗旨是为了更好地逼近历史实相，更真确地发现和认识历史真理，“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86页。。借助于观点的交锋与往还，争鸣双方可以有效地发现和改善自身研究的缺陷甚至谬误，从而推进特定问题研究乃至整个历史学科的进步，提升研究者群体的学术品格和境界。因此，学术争鸣可谓保障和促进学术繁荣的无可替代的充要条件。而从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来看，学术争鸣也同样贯穿其历史蜕变的每一个发展阶段。自拨乱反正时代以降，党史学界就围绕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及其全面评价、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性质认定及其客观评价、百团大战的功过是非、富田事变的基本性质、查田运动的基本属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认识等重大问题以及其他很多具有争议性的更为细致的历史与理论问题展开了持续性的争鸣，在党史研究的史实发掘(学术宽度)和史识精进(学术深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广泛地涉及党史研究之基本学术理念、规范和方法的重塑，极大地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就此而言，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理脉就是由林林总总的学术争鸣所构建的，这种史学图景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更为明显，验证了一门正逐步走向学术化的历史学科所必然要践行的不可违逆的学术规律：“有历史写作，就有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争论是必需的，即使最枯燥的争论也并非毫无价值……争论的时代是清点存货(stock-taking)的时代；它导向一种必不可少的目的和原则的再塑……可以提供新的理解和积累新的洞察力，这些对于历史的真正目的以及历史研究与写作不无帮助”*〔英〕埃尔顿著，刘耀辉译：《历史学的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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