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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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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学术史的内外部语境与整体历史书写的实现 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是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史的建构与书写可以无视与其相关的更
二、学术史的内外部语境与整体历史书写的实现
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是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史的建构与书写可以无视与其相关的更为宏富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诸多元素,这些元素显然是整个党史研究及其学术化赖以生成、发展与转型的初始条件,而“条件”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是一个被不断使用和强调的概念,如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便认为,“条件”“是一个建立在对象本质基础上的理论概念,是一个始终既与的复杂整体。这些条件实际上无非是……整体结构各环节间相互依存条件的复杂关系”,“‘条件’是构成历史过程整体的各种矛盾的(实在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法〕路易·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2页。。离开这些“条件”的介入与影响,学术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便无从谈起。事实上,任何一门历史学科之学术成就的获致与强固都不是完全自足或自主的,都无法绝对超然于更大范围内的关系性语境,都必然与多种多样的事件或事物之间产生多向度的复杂关系,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整体。具体来说,与学术史密切相关的关系性语境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政治社会史,即经验世界的;一类是思想文化史,即思想世界的。因此,若欲更为科学地治理党史研究的学术史,就必须高度重视并反思与学术史相关的政治社会关系及其历史进程和逻辑结构,切实注重党史研究形成和发展所仰赖的思想氛围与文化积淀,确认其间哪些关系、进程和结构对于学术史的长期脉络或具体问题施加了重要影响,并且分析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当然并不限于因果关系,从而构建出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复杂史学图景。
而学术史研究应同步关注知识内部的历史演进与关系性语境的治学理念,在整个学术史研究领域业已成为基本的规范和共识,如提倡学术史研究的先驱之一培根便指出,学术史就是要“记录下与学问状态有关的一切东西。尤为重要的是……记录下时代面貌,看其是否有利于科学的进展”* 转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页。;国内知名学者王学典主张要高度而清晰地呈现学术的“内史”与“外史”以及学术史研究的“内在理路”与“外缘理路”,“学术史”从来不是“学术”一方单独写就的,而是“学术”与“社会”双边互动、共同执笔的,因此学术史特别是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理解某些学术史的大关节和大转折之际,社会学考察还应处于基础地位,“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转型、时代思潮、重大事件、政治冲突、思想论战、历史转折等外在因素,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内化为史学存在的学术基质的?换言之,史学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变迁’?史家通过著述究竟是如何反映他(她)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我们如何才能从史家对遥远社会的描述与评价中,剥离出他(她)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来?”*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3页。;等等。由此观之,注重学术史与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之互动图景的描述与建构,其本质是对“历史语境”的尊重,更体现了一种融合“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取径,即任何学术建构及其思想阐释都身处历史之中并且成为全部社会—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显然,这样的努力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学术史在整个历史学科谱系中所处的方位与价值,以及历史的学术研究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实意义与深远价值。总之,同时关注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内”“外”问题,已成为历史学界的共识性传统,且相关的学术实践业已成熟,但如何将这一治学思想导入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中,当然还需要在中介理论的建构方面作点努力。
就政治社会史与学术史研究的关系而言,作为担负着实现执政党诸多现实诉求以及保存和书写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记忆的主要精神产品,党史研究及其学术化进程广泛而深刻地受到政治政策和社会发展的直接影响与型塑,二者的关联度之高在所有历史分支学科中都无出其右,这种关联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这门历史学科的政治与文化合法性。除却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党史学泛滥的特例,政治和社会现实与党史研究及其学术化进程的关系都是复杂多面的,在不少时候前者对后者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促动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绝非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内容、理念和价值等诸多方面的互利双赢关系,“‘史学史’、‘学术史’演变的最大动力、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不是学术自身而是‘外部现实’。包括人们谈虎色变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党派偏见’,其对历史认识的推动和相关学科的形成所起正面作用之巨,也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王学典:《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史学——对若干史学关系再平衡的思考》,《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8日。,如“文化大革命”结束即兴起的拨乱反正这一政治与社会事件,便成为重建科学的党史研究学科的根本性动力,若无法充分地构建拨乱反正的历史图谱,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从1976年底到1982年底会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起步乃至最终形成一种学术化传统的关键历史时期;自1983年开始逐步覆盖中央到地方的整党活动,在客观上催生了对于习党史、讲传统的迫切现实需要,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党史资料(尤其是中共组织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以及党史人物(尤其是革命先烈)研究,既加强了党史研究的显学地位,又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史料根柢,而在运动中开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活动,则成为深化“文化大革命”史直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催化剂;等等。很显然,学术理念、思想、成果等学术史的基本要素都与其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并且受到这些条件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他所研究的这个社会”,“在研究历史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1、133页。。故而,研究者应当积极地发现和还原与学术史相关的那些政治社会史根脉以及二者的关系图景,深入考量潜蕴于学术背后的意识形态元素以及政治权力的关系和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基本动力机制,“研究思想与社会结构之间联系的主要意义在于,这种研究至少是对这种思想的恰当理解的一种必要条件:那些对社会背景一无所知的人也会不知道他们所讨论的内容”*〔英〕大卫·麦克里兰著,孔兆政、蒋龙翔译:《意识形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页。。尤其对于党史研究这一具有鲜明政治性和强烈现实性的历史学科而言,其学术化进程及其专业主义倾向并不能成为自外于现实政治生活的防火墙,它必须借助真实的历史议题而关注国家的民主进步和社会的自由繁荣。这种研究取向显然有利于再次确认历史的学术研究与其承载的政治功能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科学认识。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613/4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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