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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4)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1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学术史治理的这种规范性取向将有效化解党史研究发展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困难,如可以划破党史研究繁杂格局的表象而着力把握这门历史学科自身的学术

学术史治理的这种规范性取向将有效化解党史研究发展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困难,如可以划破党史研究繁杂格局的表象而着力把握这门历史学科自身的学术逻辑,从而消除庞大的研究体量给研究者带来的无力感和迷茫感;可以在梳整党史研究学术逻辑的史学轨迹之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赋予每一个阶段的学术化进程以特殊且具有延续性的议题设置,从而规避简单罗列研究成就的低水平叙述;意味着党史研究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中的一些貌似非常普通的元素将可以灵活地呈现其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一些被政治、社会和文化主流刻意遮蔽或遗忘的资源与能量将被重新纳入新的问题生产脉络中来;等等。更重要的是,这种建构性和阐释性将极大地强化党史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因为无论是“学术剥离”的实现及其所仰赖的选择性原则的施行,还是以“问题意识”重新组织党史研究学术化成就的释述脉路,都从根本上取决于研究者如何确立、平衡自身所持的学术理念和文化取向与党史研究学科“应然”状态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性关系可以促进研究者重新定位和解释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并以此努力谋划和建设更好更学术的党史研究之未来图景,而更好的党史研究既符合学术的规范性逻辑又符合人类的普遍性道德,可以为提升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社会正义和自由福祉等作出应有的智力贡献。建立在这种学术诉求和文化逻辑之上的党史研究学术史,其理论内核自然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并且持续培育较高的透视和理解材料以及抽象和概括观点的能力,这无疑将赋予党史研究者以持续改善知识结构和精进研究能力的内在动力,学术史研究的实践也必将使党史研究者产生一种与理论和谐共生、互促相长的良性关系,“理论之所以对我有用,并不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被囿于逝去情境的隐蔽的真理。理论之所以昭示客体是因为它迫使历史学家成为主体。历史研究领域能够在消逝的陈迹中获得生命,是因为我们要提出新问题,要对历史表述提问和重新构思,还要看到新的关联”* 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页。。这种研究理念的明晰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自从80年代中后期党史研究领域便开始酝酿的一种较为隐晦但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向,即如何从“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转向“探索意义的诠释科学”。

正因关于“学术史”的理论界定及其研究实践属于典型的规范性层级,党史研究者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研究范式可能具有的一些问题。如学术史研究所遵循的“选择性”原则以及基于“问题”、“主题”或“议题”的阐析理念,一定会带来涵盖不全的问题,它既无法收纳党史研究中的所有学术元素,更无法吸融党史研究的所有内容,因而可能会造成一种片面性研究的印象。因此,为保障学术史研究的客观性,研究者就必须完整地梳理党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和基本格局,必须极力扩大史料收集和整理的范围与体量,使其能涵括某一时段或某一专题的几乎所有党史研究成果,保证基本材料的整全性和齐备性,从而使研究者能充分观照党史研究之整体发展格局的“大历史”气象。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学术史的问题域或线索图才有可能被真正地感知并识别出来,学术史研究才能经验地反映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史学进程,才能确保书写党史研究之“小传统”的实证性与思想性,“全面地考察历史(不仅仅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部分)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事实、特别是经过筛选的事实具有意义”*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页。。如果错误地以为学术史研究所遵从的“选择性”原则意味着可以选择性地收集和使用史料,那么学术史研究将会陷入无可规避的失败。因是之故,在学术史研究中,对于学术史实的取舍、拣择、整合和阐释绝不能毫无节制、随心所欲,对于学术史之意义的发现和阐释与对于事实的选择和整合(组接)之间必须维持一种合理的张力关系,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也因而必须秉持一种自觉的警醒意识,即对于事实之意义的阐释既应该是有效的,更应该是有限的* 事实上,与此相关联的学术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具有较强的全局性和系统性,亦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学术史治理都应保证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成分、结构和关系等具体内容和表现是真实存在且客观有效的,这是学术史研究实现科学化并由此达致一个完整的知识与文化系统的基本前提和首要特征。尤其考虑到学术史研究的建构性特征,如何统筹与强化其客观性和真实性更显得既迫切又长远,如在学术史研究中,对于“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图”之间张力的正确把握,乃是决定这种阐释活动科学性的根本因素,阐释不能是无边界的,也不允许没有边界。尽管当前我们对历史研究客观性的理解早已超越了传统的主客体二分的哲学预设,客观性在事实上也可以通过多种维度得以实现,但如何在阐释性和客观性之间保持恰如其分的张力甚至区隔,对于任何一类历史研究者而言,仍然持续考验着他们的学术智慧和研究能力。。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613/4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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