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2)

既然致力于“学术剥离”，那么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治理便只是从“小传统”的学术视窗对这一门特殊历史学科发展轮廓与内容的重述，而不是企图构建一幅包括党史研究发展史即“大历史”之所有细节的全息图像，它的基本处理原则注定是“选择性”的。当然，从一般意义来讲，凡涉及回溯与评判思想、文化与学术等发展情态的论题，选择性就是必然要遵循的基本法则之一，正如罗素在撰写《西方哲学史》时所主张的那样：“企图包罗的时期既然是如此之广，就必须要有大刀阔斧的选择原则”*〔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美国版序言”第2页。；伊格尔斯在探讨20世纪社会科学史的四种不同方向时，挑选了若干著作和历史学家，“这份挑选我承认是有选择性的，而且仅只代表当代历史学著作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些取向反映了20世纪历史学思想几种重要的样板”*〔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页。；等等。的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党史研究学科的范围、对象和内容急剧扩大，所囊括的学术成果数量亦异常庞大。如何通过这些繁复无比的“大数据包”而透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脉络，正确的选择原则便成为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理念。但这种选择性原则的运用可能会遭逢很多困难，因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内容、元素和趋向，往往表现在不同的研究载体或同一载体的不同部分。由于党史研究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受到更为繁复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制约，其学术化的内容和方向既可能表现在不同的研究者群落，也可能体现在同一研究群体内的不同研究者个体身上；既可能表现在不同研究者的各种研究成果中，也可能体现于同一研究者的不同研究成果，即使同一本研究成果的不同部分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可见，党史研究学术史需要剥离和解释的内容与元素之繁多庞杂，显然是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模式所无法胜任的。

面对党史研究格局的这种特殊复杂性，选择性原则的唯一实现路径就是对于研究作品是否具有学术性或学术化程度若何的判定，而所谓“学术化是特定时代文化生态的高端存在，它考虑的是问题的学理性分析……学术化要求原理、概念、事例、逻辑等关系的配套生产，其物化产品可能是一部专业著作，也可能是期刊上的专业论文”* 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07页。。依据这一标准来研判党史研究著述的学术化程度或学术性元素，研究者可主要从这些著述的指导思想(或通俗层面的说法——写作动机)、研究理念、认知框架、话语模式和历史观点等方面入手，其科学性程度完全端赖于研究者在学术史研究理念之下的严格审视，对任何党史著述的政治与学术判断都要秉持相当的审慎态度，绝不能轻易否定任何一类党史著述的学术意义与文化价值，这就有可能使得对于各类党史研究成果之学术性范围和程度的认知更加具有严谨性与边界性。当然，这种判断标准和原则的具体实现也需要较强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因为估量特定学术成果或研究者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积极贡献，还直接取决于将这些学术性内容置于何种语境或脉路之下的具体问题导向，这显然需要学术史研究者长期而自觉地培育更多更大更持久的治学耐力和恒心。

在这种学术治理的视野下，以往党史研究中的很多内容都必然得到重新审视与评议，如面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高层领导者群体的党史论述，学术史研究者应该具有超越历史本体的自觉意识，主要将其视为党史研究得以展开和发展的不可忽视的知识与文化背景，着重考察他们关于党史(研究)的指导性准则是如何被党史研究者广泛接受，并使其落实到党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的，尤其是这些关于党史研究的政治知识原则和圭臬如何影响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类似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所极力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当然，对“实事求是”之内涵与价值的现代史学解读是前提)是通过何种途径而转换为党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潮流或客观主义范式的。更为重要的是，为修正以往史学史研究偏好于高端作者的弊病，学术史研究将在充分尊重和分离诸如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具有很高政治位次的党史工作领导者以及具有代表性的高层级学术水平的党史研究者之学术化成就的基础上，着力挖掘和突出那些在学术结构中处于相对低端或边缘的普通研究者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实际贡献。这些普通的党史研究者虽然不像党史工作领导者因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亲历历史现场的优势而掌握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权，也尚未达致高端党史研究者对于宏观历史和重要历史问题的全面建构与卓见睿识，但他们作为党史研究领域的主体力量，或在素朴自在的治学观念主导下开展具体问题研究，或专注于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和学科建设理念的思想理论研究，尤其在新的党史资料的开掘与积累、传统论题研究的持续与深化、学术观点的创新与争鸣、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增扩、新的思想理论方法的引介与运用、党史研究风范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更新以及党史研究群落的代际转换等方面，极大地推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无疑是党史研究融入历史学科的根本推动力量。因此，党史研究学术史必须对他们予以极大的关注与突出。在学术史的视角下，此前党史研究“大历史”中的“隐形”群体的成果和思想将被再现，湮没在文山书海中的独特声音开始被倾听，历史学的普遍性理念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作用将得以凸显。这一学术取径可谓鲜明地彰显了学术史研究的现代性特征，尤其当将“高位作者”与“低位作者”视为相对的价值判断概念，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历史时空都会产生殊异的理解与定位，以及任何历史学科的研究结构和发展方向都直接取决于不同研究层次的多维互动的时候，重视和关怀普通研究者之历史与文化地位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这“并非因为我们是执着的平权主义者，而恰恰是基于对历史所提供的智慧训教的尊重”* 转引自钱茂伟：《公众史学视野下的个人史书写》，《南开学报》2014年第4期。。故而，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一定要把双臂张得更开阔，它甚至应把……那些杳小的史学家也纳入自己的怀抱”*〔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1页。。准此而论，“史学史”研究与“学术史”规范的确是两种旨趣不同的历史观察视野。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613/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