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7)

相较于政治社会史，思想文化史与学术史研究的关系则更为近切，只因学术史研究的核心功能就是致力于发现和寻绎学术思想，而学术史又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学术史自然属于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学术史之生成与演进的每一步都是在特定思想文化的历史语境下得以实现的。只有将学术史置放于与其相关的各种思想文化的历史根脉下，才能真正厘清学术史的基本属性和文化方位。考察思想文化史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影响，首先应关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舆论气候、思想格局和思潮移转，如由拨乱反正促动且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后兴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及其所孕育的宽松与民主的文化环境，成为打破诸多党史禁区以及重塑科学的党史研究理念的直接前提；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在此前后的党史研究内容和主题的变化产生了明显影响；等等。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者需要开掘思想文化史本身的深层结构，以勘察影响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更多思想文化元素，如怎样认识“左”与“右”的关系问题(初期则围绕“四人帮”的性质定位而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党史研究摆脱阶级斗争史框架的关键环节；对“绝对权威”论这种极左思潮的深入批判与沉静反思以及由此开展的相关理论问题的学理讨论，也涉及党史学科很多基础性问题的理念与框架重构；等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需要关注整体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党史研究所属的历史学科以及相邻学科的学术思想变动和基本结构变迁，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要求重新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学思潮直接推动了党史研究拨乱反正史学的繁盛，80年代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应用的“三论”尤其是系统论在党史研究中的初步尝试增强了党史研究的“科学化”诉求和实证主义特性，自80年代以降历史学领域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转换催生出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领域中的个案史学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实证主义史学潮流，自90年代以来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内的“国家—社会”研究范式羼入诸如人民公社史、当代中国乡村史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史学理念及其实践也同样显著地促进了党史研究中的新文化史(含概念史、观念史等)、新革命史、新政治史等研究形态的生成，等等。申而言之，如果研究者将这种学科之间互动共促的历史图景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中国唯物史观史学的学术大谱系中，始终关注更为具体的不同学科的问题研究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间的互联共通，那么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治理无疑将获致超越自身的宏远视界。显而易见，若没有充分地关注和理解新时期以来的思想文化史，便无法真正而有效地理解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及其精神气质。就此而言，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治理非常需要与新时期以来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实现同步。

当然，在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具体叙写过程中，对于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等内容的具体着墨可以不多，以免“喧宾夺主”而冲淡学术史的主题思想。而为了在有限的叙述篇幅内真正发挥这些非学术史元素的作用与价值，关键就是要高度注重“相关性”，即研究者不仅需要准确辨识哪些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元素对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或关联，而且需要更为细致地研判相关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元素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间的紧密性程度。尤其考虑到学术史须紧密围绕特定的“问题”、“主题”或“议题”而展开这一前提，对于这种相关历史元素之紧密性程度的研断便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如何更为贴切地认识学术史研究主题所处时空语境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尽量从相关的语境资源系统中剥离出与研究主题发生更为实质性联系的历史内容，很多历史元素在学术史的书写语境中并不能直接提供与研究主题有关的支援性资源，即使相关的历史元素也并不意味着对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会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也不意味着它们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影响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中型塑的历史观念、研究成就和学术结构等所借重的语境资源系统，在围绕特定历史“问题”、“主题”或“议题”而实现其逻辑意图和文化联系的同心圆结构中，必定存在着远近不同的间距。换言之，从有效影响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和变迁的角度来看，相关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内容及其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是具有层次性的，大致可分为长时段的因素、中端性的因素和较晚近的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元素特性和位次的判断与认识并不是固定僵滞的，而是随着学术史视角或议题的变化而发生更动，在一种议题理脉下处于从属地位的元素在另一种问题语境下完全可以具有主导性，这取决于研究者主体的判断标准和认知水平，因而需要研究者在学术史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极力扩大学术史料的搜集范围，加强解读和阐析学术文本的能力。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613/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