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11)

在纵向考察学术争鸣史的基础上，学术史研究者还需要在横向维度上细致而耐心地划分党史研究领域学术争鸣的不同类型，从而为更好地厘清学术争论的关节点或分歧点所在，以及判定学术争鸣的价值、意义和贡献的大小强弱甚至有无必要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一种相对的准绳和尺度。这一工作的实质性完成当然还需得到更多学术史资源的支持，但以下一些学术争鸣类型则相对较为典型且常见：因直接史料不足而产生，如中共一大前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否已经建立的问题；因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不同而导致，如关于红军长征时间、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的会师地点、“通道转兵”抑或“黎平转兵”等争论便与不同研究者对何谓“长征”“会师”“转兵”的概念界定差异直接相关；因不同研究者群体所持的思想价值观念差异以及由此决定的对历史和史料重心的不同解释而产生，如对陈独秀和瞿秋白的历史评价、对毛泽东与民粹主义思想之关系的讨论；等等。此外，还有一类学术争鸣虽未有效地解决直接涉及的问题，但触发了一些引申性或关联性问题的讨论，从而很有可能产生颇具创新性的信息流通与问题生产，如在关于党史研究的“史学史”和“学术史”之理念差异的讨论中，引申出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党史研究之学术性的性质、程度和水平等问题，如假以时日，有可能带来一些传统观念的重新认识与塑形；另外一种学术争鸣类型的基本倾向和性质是非学术的，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意图和现实利害关系，但并不排除其会产生一些额外的学术性成果甚至新的争议问题，如在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状况附带人口减少的争论中，诸如这一时期的气候、地理、环境、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数据被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出来，为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了一定的史料积累。而在另外一种学术争鸣类型中，批评者仅仅抓住一篇论文或著作中的细枝末节展开商榷，丝毫未触及核心论题本身，那么即使不能说这种学术争鸣是毫无成效的，但也可以说其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贯通性原理，即每一种科学的学说都需要各个部分的互相支持，如果批评者“更愿意对每一个细微之处、小毛病和反对意见进行反驳”，那么在很多时候，“他们刚解决一个问题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好似“当你拿着灯照亮一个角落时，其他的地方仍处于黑暗之中”*〔英〕弗朗西斯·培根著，刘运同译：《学术的进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当然，争鸣类型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其实质功能是推助研究者充分行使价值判断的权利，旨在考察不同的学术争鸣到底在何种维度上推进和更新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彰显那些为增加新的党史知识、厘清新的学术疑惑以及基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之核心问题的学术论争，批评并反思那些琐细而没有明显意义和核心价值的问题论辩以及基于一些非学术动因而刻意发起的无谓论争。因是之故，将学术争鸣史纳入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考察对象，可以使研究者更为深入地思考学术争鸣对于理解中共的历史具有何种意义与价值。显然，各种学术争鸣的过程就是对于不同学术理念的反复评析和咀嚼，这在很多时候也代表了对于党史研究之总体或部分理念的反思，这对于未来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深入至为关键。

由上可见，对学术争鸣类型的划分和识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学术争鸣原委的分析和解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学术争鸣生成和发展的多维原因，便显得顺理成章。但由于党史研究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当代性特征，学术观点发生分歧的原因可谓相当复杂甚至敏感，很多原因分析在实证性和客观性方面难以实现充分自洽，因而研究者可以着重考察不同学术争鸣所依恃的历史哲学基础、思想理论预设、史学问题立意、核心价值观念和叙事结构风范等，集中分析学术争鸣在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差异，直面学术论争在历史哲学层级上的分歧。这样既可以规避一些现实的分析困难，又可以触及论辩双方据以质疑和确证的基本标准以及不同历史知识的基本性质，从而深入探究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本质和动力。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格外关注党史研究中不同范式或学派在学术争鸣中的作用。尽管党史学界的学派格局还不是特别突出，但不同研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体框架下所秉持、实践和坚守的不同哲学预设、理论原则、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研究方法、问题取向与学术风范等已初具气象，如以正史编纂为核心工作且尤长于长程性和规律性之历史解释的“胡绳学派”* 新世纪以来，有研究者开始将这一研究脉络视为一种具有独立性且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学派加以概述和评析，如石仲泉：《胡绳：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个重要学派的杰出代表》，《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衡朝阳：《试论“胡绳学派”的中共党史学意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3期；汪兵：《“胡绳学派”与中共党史研究述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等等。、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为代表的在中共地域史和现当代中国外交史等研究领域中的新实证主义取向、以“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为平台的多学科研究群体试图联通中共历史实践的宏观与微观之结构性脉络的学术努力、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一脉对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以及重视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与党史研究的学理融合；等等。这些研究理念和方法之间具有不同向度的交集，但也深度反映了多种党史研究形态在历史哲学层级下的差异，且常常促发很多具体问题的学术分歧，“次要观点上的不一致常常像主导概念间的根本性对立一样长久、激烈”*〔波兰〕弗·兹纳涅茨基著，郏斌祥译：《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4页。，诸如关于人民公社的历史评价、地域史研究“碎片化”与否等问题的争论便是具体观点之分歧与研究理念和解释框架之差异的表征，更是不同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之歧异性的直接反映。概言之，如果学术史治理可以在学术争鸣原因分析的角度为未来的党史研究及其全息性书写提供启示，将无疑增强学术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这无疑是一种令人心动、有期可待的愿景。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613/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