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14)

综合来看，学术争鸣现象不仅源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问题、观点和思想分歧，反映着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渐次深入以及研究者在此期间的积极介入和深度参与，它们还经常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之显要论题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也是更为阔泛的文化传统和思想遗产的学术反映。如果研究者能将诸多因素整合进学术争鸣史的脉路梳整和意涵分析，那么学术争鸣史就不仅会实现并强化综合史和整体史的学术诉求，而且会成为整体性学术史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表征。长期以来，包括史学史研究在内的党史研究论域并不太重视学术争鸣史，从而较显著地削弱了学术争鸣精神在党史学界的培育与弘扬。而全面系统地重建党史研究学术争鸣的历史谱系及其蕴涵着的自我反思精神，将对未来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健康发展和恒久进步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在这方面将大有可为。要而言之，将学术争鸣史作为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和加强党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之间永无止境、永不设限的自由交流，这是通向达成最低限度的学术共识乃至全体人类的团结与和谐的必由之路，而这也正是包括学术民主在内的一切民主形态的最为本质的含义与价值，“通过争论，我们可以提出有关现在和未来的新知识。如果历史学没有争论，它就不能为有关今天社会问题的重要争论提供素材……有关过去的争论绝不会停止；它也不应该停止”*〔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

四、余论：学术史的本质是史学理论

承上所论，相较于党史研究史学史，学术史理念的基本内涵、文化气象、书写规范、研究对象及其所凭恃的史料来源等都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变化，尽管这两种治学理路仍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且学术史理念的科学实现尚需在中介理论和论题拣选等方面加强其自足性和完善性，但从“史学史”到“学术史”之概念的跃迁，仍然标志着对于如何梳整与重建党史研究学科发展史之阐论重点的侧移和变化，亦即从传统的历史编纂史研究正转向新型的学术化发展史研究。透过“学术史”这一概念，研究者可以将关涉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所有史实最终连接成一个知识和文化的整体，形成一种党史研究学术化历史进程的完整史学形态，并始终与党史研究整体格局下的其他研究类型以及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新的党史知识之间保持张力，从而使“学术史”的概念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之间形成较为严格的对应性关系，推促“学术史”成为党史研究领域里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概念，进而促发整个党史研究思想与理论体系的更新与发展，而“思想的大厦是由概念的砖瓦砌成的”，“一个思想体系的‘新’或进步的标志是这些异质的概念的契入”* 许明：《新意识形态批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既然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是真正意义的学术化成果，那么一份热忱的学术思想和严肃的史学思想显然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的灵魂与核心，而任何学术化的党史研究成果和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往往取决或受益于一定的史学理论框架，或者毋宁说，任何党史研究者只有严格遵循史学理论的基本通则和内在规定，才能生产出符合“学术”特质的研究成果，才能称得上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而如果考虑到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本质就是历史学化这一事实，那么党史研究学术史所关注的根本内容便应该进一步刺破或超越学术性研究成果的文化表象，而沉潜至这些学术文本所必须依循和遵照的史学理论层级。因为很显然，没有史学理论的介入和参与，任何历史研究都无从开展，即使强行开展也无从深化并进而取得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在史学任何一个领域，缺乏相应的史学理论，就不可能有整体视觉”，“史学理论是史学的灵魂，没有一定的理念，几乎就难于呈现历史和叙说历史……在历史认识中，一定的理论是统领全局的，从这层意义说，史学理论是史学之帅”* 刘泽华：《防御性思维与史学理论萎缩的后果》，《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

综观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参与其间的诸多研究者及其作品所体现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学术结构、思维方法、“问题意识”、概念范畴和知识资源等都在在显示史学理论的深度介入，所有这些学术成就的根本维度正是史学理论，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每一步都蕴藏着丰富的史学理论。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降，党史研究者从批判极左党史学入手，重新思考中共历史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广泛涉及诸如党史的客观存在性、党史与其他社会历史现象的共性与差异、推动党史发展的众多动因及其交互关系、党史与现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谱系之间的关系及其嬗变、党史的发展和未来仅仅是领袖人物思想意志的体现还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移易的历史过程、党史具有何种形态的规律性、怎样认识党史在迁衍进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如何评价党史人物等一系列问题，与此相对应，重塑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独立性问题也开始凸显，诸如党史研究相对于整个历史研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亦即学科性质、党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对象范畴和内容结构、科学性和政治性之关系、客观性和真实性准则、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邻近学科的关系、现实功能与作用等关涉党史研究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得到了充分讨论，从而共同组成了党史(研究)领域的“史学本体论”。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很多研究者的持续关注和摸索，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以及坚持落实“实事求是”这种带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色彩的总体理论取向的同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党史学危机、萎缩”的反思意识下，很多敏锐的党史研究者开始探讨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尤其致力于将整个历史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法导入党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学术努力，目前已初步形成集指导性方法和各种具体研究方法于一体的党史研究“史学方法论”体系，有效地联通起党史研究与整个历史学界的理论与方法建设步伐，扩大了党史研究的学科边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党史研究之具体结合的范围和途径。而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党史研究专业化进程的深入，一些党史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党史知识、思想和理论的性质问题，直接关涉诸如党史知识如何形成及其何以可能、关于党史的认识与客观存在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党史认识的客观性边界、关于党史的知识与认识如何受到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语境的制约与影响、研究者主体及其意识(包括意识形态观念、现实利益规制、思想理论预设等)向具体党史研究及相关历史分析的潜在渗透、研究对象和史料的自身结构对党史认识的反向影响、对党史进行解释的多样性及其本质、怎样检验党史知识和认识的可靠性等一系列更为深刻的问题，尤其自新世纪以来兴起的“新革命史”“新政治史”“新文化史”以及本文语境下的“学术史”等理念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与实践，都直接触及党史认识形成和发展的运作与实现机制，从更深的史学层级上凸显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形态和特性，共同推动了“史学认识论”层面的研究进展。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613/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