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5)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学术史所着重勾勒的党史研究“小传统”的脉络和系谱，有可能造成关于党史研究学术化或历史学化之进程的单边乐观主义心态，会使一些研究者误认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生成与发展是一种自然演化的过程，从而忽略党史研究整体格局之“大历史”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之“小传统”的强烈制约，以及诸多知识分子为促进党史学科的学术化进程而付出的艰困努力。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心态也有可能会轻忽党史研究在其学术化进程中自身所存在的阶段性或整体性弊端，如拨乱反正史学固然创造了向学术化方向转型的机缘，但因其急于与极左思潮决裂，具有强烈的感情褒贬，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以往革命化的表述风格与模式，潜含着与批判对象分享同一的思想取向与文化立场的内在纹理，反向强化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一度困扰党史学科的工具理性特征；自新世纪前后泛起的基于地方档案史料的个案史学研究(亦称“地域史研究”)展现与建构了诸多以往不为人所知所悉的地方史图景和地方性知识，但也出现了诸如堆砌史料、重复叙事、微观与宏观脱节以及“问题意识”匮乏等一系列结构性弊端，制约了党史研究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等等。因此，关于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梳理与评析，就需要在全面清理党史研究学术化与党史研究复杂现实之关系的基础上，必须正视并及时反省和批判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内在缺失，而这也是学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党史研究中突出“学术史”概念的某种独立性或自足性，还有可能造成刻意制造党史研究领域不同内容和元素之截然对立的错觉。但事实上，学术史治理正是透过更为集约地专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以求取党史研究实现历史学化的一些规律性认识，为继续抬升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提供更为系统和丰繁的思想与历史资源，继而为推动国家和社会的长远进步贡献特定的学术与智力支持。质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注重梳理、叙述和阐释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历程，正是为更好地发挥党史研究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提供必要前提与充分条件。如果不更好地强化和提高党史研究的学术能力，那么其介入和改变现实的力量也必将遭致严重削弱。在学术史的框架下，党史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这两重维度的关系，与其说是对立的，不如说是互利的。同时，提出“学术史”概念的主要意图，在于为厘定党史研究发展史的学术化理路提供一种分析工具，因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只有放在相对单一的学术审查视角下方可看得清晰，才有进一步理解和阐析的基础平台。反之，如果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混居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范围或框架——例如以往的“史学史”中，将会不可避免地模糊党史研究的学术元素随着时代而消长的历史进路。因此，凸显“学术史”概念在党史研究中的独特性，并非要以此完全替代“史学史”，二者绝非简单的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学术史”通过引入一种逻辑前提亦即党史研究之“大历史”与“小传统”之间的特殊张力关系，在异常复杂的党史研究现实格局中形成了富有内涵的规范概念和学术实践。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理想类型”，学术史不可能穷尽和反映所有的史料，在历史建构和阐释的效度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党史研究发展史的分析工具，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性的工具，“微细的事实便不能凝聚为复杂的宏观结构、在历史叙述中形成推论性的说明”* 转引自〔英〕凯斯·詹京斯著，贾士蘅译：《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出版，2009年，第63页。。尤其考虑到党史研究蕴蓄着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化样态以及学术化的未来将为党史研究提供更为良善的愿景，学术史还提供了一种长足意义和长程视界下的道德理想。当然，学术史对党史研究发展史的重构，因其特有的理解和诠释方式，有可能带来整个党史研究发展历史图谱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才构成了党史研究发展史及至学术史的文化主流，也许一门学科的学术化进程正是以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前提的。就此意义而言，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既是一种建构性的理解和诠释，又必须是一种开放性的讨论和探询。为进一步完善“学术史”概念的逻辑和学理基础，增强学术史研究的科学性，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还需要超越“大历史”与“小传统”之关系这一语境，注意到与学术史相关的更为丰繁多样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多重历史语境，从而赋予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小传统”以更为宏阔的“大历史”关怀。唯其如此，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才能实现一种整体史、总体史的文化气象，真正实现党史研究发展史治理的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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