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15)

由此观之，在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进程中，党史研究领域内的史学理论也在不断地实现自身的重建、嬗替与更新，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普遍、广泛而深刻地涉及党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其间涌现的诸多问题通过专门的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支持，从不同角度和层次集中展现了“什么是党史(研究)科学”，共同组成了党史学科的史学理论体系。因此，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实际上是由史学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实践所构成的，学术史是史学理论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或现实存在形态，学术史的本质就是史学理论，而非相反。从根本上讲，若欲真正地理解和型塑党史研究的学术史图景，就必须通过多样化的学术性党史研究成果的历史考察来透视史学理论自身的主导性，充分彰显史学理论在党史研究领域之生成与发展的史学脉络，正如克罗齐所强调的那样，史学史(即本文语境下的“学术史”)的重点“不在实际事实方面，而在史学思想方面，这才是它的固有的主题”，“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在这里，把历史理论和历史区别开是不可能的”*〔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35、137页。。即此而言，学术史研究绝不应仅仅止步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谱系耙梳和价值重估，更在于进一步厘定党史研究学科的史学理论涵容，致力于对这一根本性维度的揭示、解释与拓扬，从而推促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必须坚实地遵循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同生共进、珠联璧合，使党史研究既拥有史学累积和叙说的魅力，更具有理论思辨和建构的深沉。

进一步言之，史学理论体系构塑了党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底蕴，学术史研究者必须具备这样的自觉意识，即他们需要经常性地超脱于繁复无尽的具体问题研究，将既往的学术性研究成果视为一种知识和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突出党史研究者在叙述和建构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认真地考察和反思各种党史知识到底是如何被生产与建构出来的，这种生产与建构的过程是符合、背离还是超越了传统的认识模式，以及各种思想理论生产背后所蕴涵的历史哲学基础，包括它们的研究理念、预设前提和方法结构等。在理想状况下，研究者若想真正实现对于党史知识如何形成、发展和沉淀的再思考与再反思，可能还首先需要了解、重审和批判自身的历史哲学基础甚至先入之见。就此而言，学术史研究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了党史研究从研究历史自身到研究历史学者如何看待、研究与表述历史的文化转捩，昭显了20世纪后半期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起而取代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基本史学大势的强大力量，学术史作为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一种，“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的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美〕威廉·德雷著，王炜、尚新建译：《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2页。。显而易见，学术史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哲学性，因为“当我们把注意力从真实的东西转向有关这样的东西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一个处于这些具体科学的范围之外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哲学的领域——而哲学也就是关于各种理论、逻辑，以及关于认识论的理论。如果人们全面地看待这个领域，那么，哲学就会把关于知识的逻辑基础的全部理论都包含在内，而这种知识则既涉及人们认识各种事实的过程、确定各种价值观念的过程、确立各种目标的过程，也涉及为万事万物立法的过程”*〔德〕威廉·狄尔泰著，艾彦译：《历史中的意义》，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正因如此，“哲学的历史，当然是学术史思想史的主要部分”* 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5页。。总之，党史研究学术史的治理带有一种将党史问题理论化甚至哲学化的取向，它将是历史和哲学的有效绾结，研究学术史而不重视历史哲学将会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从史学史中排除各种历史哲学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正同从历史哲学中排除各种史学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一样”，“就历史家而论是无法区别其历史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二者在叙述中是浑然一体的……哲学史和史学史也就是重合的”*〔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38、140页。。

而要做到正确地识别、析理和评议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史学理论体系及其所承载的历史哲学，假若学术史研究者自身没有良好的史学理论修养，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不考虑学术史和史学理论具有实质的同一性，单从学术史研究的具体实现来看，几乎每一步都无法离开研究者自身史学理论积累的介入，比如要想实现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对史学史研究的超越，就需要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历史分期方面作出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努力，因历史分期的细致化及其带来的原创性是支撑学术史研究的重要一环，这显然要求研究者具备透视一门学科无数学术化要素之延续性与非连续性特征的理论能力；学术史之各种“问题”、“主题”或“议题”的抽绎都高度仰赖于各种具有分析性的史学概念，类似“历史人文主义”之于拨乱反正时期的民间党史研究、“实证主义”“客观主义”之于1983年至1985年的党史研究、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更新之于80年代中后期的党史研究等均需得到史学理论的高度支撑；学术争鸣史的评析首先就需要研究者很好地透视各种不同学术观点背后的史学理论框架，并且熟悉相关历史问题的基本知识、研究进展和争辩关节；等等。由此可见，学术史研究对于史学理论素养的迫切要求，根源于严格的史学理论对于“学术化”之理念、结构和组织的本质性规约，如果不从持续培育和加强研究者史学理论素养的层面来治理学术史，那么就无法很好地理解、定位和书写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历史进程。提升研究者自身的史学理论素养，既是继续加强党史研究历史学化的学术前提，又是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613/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