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10)

而学术争鸣的广泛践行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标志着以“党史学界”为名的学术共同体的真正形成。任何一门历史学科之学术共同体的生成固然建基于一系列学术共识，但如果没有学术论争，学术共同体的根基就会被逐步削弱直至崩塌，因为“历史首先是一种论辩。它是不同历史学家之间的论辩，也许还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论辩、实际发生之事与即将发生之事之间的论辩。论辩是重要的，它们创造了改变事物的可能性”*〔英〕阿诺德著，李里峰译：《历史之源》，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3—14页。。过于追求思想观念的一致性严重违背历史研究还原和探求人类社会生活之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根本使命，而历史认识的多元性更植基于人性自身，“差异性原则好像已经融合于人的本性之中——这也是人类的合理性存在”*〔美〕苏珊·邓恩著，杨小刚译：《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3页。。自新世纪以来，多元化的社会与文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党史研究者若欲在这种众声喧哗的现实语境下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广泛而深入地发现并介入既具有高度学术性又具有公共价值之论题的批评与争辩、对话与互动，并借此求取最大程度的公约数，推进党史学界更高程度的团结和一致。与这种期待和愿景相比，目前党史学界的学术争鸣现象并不突出，公共的学术生活显得平静甚至沉闷，远远逊色于八九十年代的党史研究气象。在这种情势下，全面系统地考察党史研究的学术争鸣史，着重彰显其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深入总结学术争鸣在党史研究领域里的规律、经验与教训，为继续鼓励、培育和弘扬新的更高层级的学术争鸣提供源自学科自身的思想与精神资源，便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离开学术争鸣史的专项考察，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治理将是不完整且存在较大缺陷的。

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关注学术争鸣现象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系统地考索自80年代以来学术争鸣在党史研究中的发展线索和传衍路径，注重学术争鸣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此为依据划分学术争鸣史的历史分期。在此进程中，研究者不仅要特别突出有关重大党史问题的著名学术论辩，而且要深入党史研究脉络的“毛细血管”，充分发掘那些虽然不太著名但对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发挥“润物细无声”之功效的学术争鸣。从长期的历史视阈来看，重大问题的学术争鸣当然利于活跃研究氛围和推进研究进展，但也常常不可避免地夹带着很多非学术性因素，对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的作用往往具有双重性，而那些不具备全局性的党史问题的学术争鸣，则常常易于在学术化维度推进党史研究理念的更新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因而，未来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开掘重点应适当转移至那些一般和普通的学术争鸣问题上来，深度探察这些学术争鸣在何种向度或层次上有效地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 如80年代初关于“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问题”、“平分土地”政策等很多问题的争鸣和讨论，便广泛地涉及诸如如何正确地运用党史材料以还原历史真实、是孤立地还是整合相关历史语境对某一党史问题进行研究和评价、对党史问题的认识和评价是凝滞的还是发展的、何谓判定某一党史问题之性质的关键要素、特定党史内容的“概念化”与实际历史分析的复杂化之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并从根本上关涉历史主义原则在党史研究中的具体落实路径。。这种研究取向既实践了上文所述的学术史需要充分关注普通研究者之学术地位和作用的旨趣，也会在充分展现一般性或普通性问题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这一层级上继续深化学术史研究的民主价值。

与此同时，研究者要特别注重梳理学术争鸣现象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大致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的历史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学术争鸣，学术争鸣问题实际上成为新时期以来政治政策、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思想缩影，因此要特别注意理解学术争鸣背后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如关于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性质认定等问题的学术争鸣基本上是80年代前期党史研究之拨乱反正进程和党史学界清除极左党史学的产物，而关于党史研究范式问题的学术争论则与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党史研究领域新理论方法的不断引入和实践以及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准持续得到加强等因素密切相关；第二，随着时代发展和历史语境的流变，同一问题争鸣的重点也会发生改换或侧移，如关于百团大战的学术争鸣重点，从80年代集中于其功过是非(包括必要性、是否经中央批准、客观后果以及彭德怀的指挥责任等)这一宏观问题的重新评价，到90年代更倾心于参战兵力、各大战役名称、战绩统计、结束时间等微观问题的考析与讨论，再到新世纪以来转向诸如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等中观层面的实证性讨论，伴随着这种争鸣重点转移的则是关于百团大战史料范围之收集与利用的扩大以及整个党史研究理念和范式的衍化。可见，学术争鸣对于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它“有助于使恰当问题的形态不断演变”，“这是历史学问题本身历史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4页。。因此，学术史研究者需要翔实地梳整时代变迁中的不同或同一问题的学术争鸣，尤其需要厘清同一问题在不同时代的争鸣侧重点，考察到底哪些元素在各个时期推动着不同或同一问题的论辩，这些元素是否构成了学术论争的有效性，如果是有效的，其又在何种向度上促进了这一问题的学术进展。这种历史图景的构塑无疑将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将赋予党史研究者一种不断追寻历史真相以及重新书写历史的内在驱动力，“不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发现有必要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各种历史；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对同样的一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其中每一种都自称是给出了如果不是全盘真相的话，至少也是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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