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章太炎的教育思想(3)

其次，章太炎提倡历史教育，认为其社会政治具有借鉴参证的现实意义现实。他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求是、致用两大方面，在国家政治稳定时期，可以竭力造就“不论适用与否”“造诣精当”的纯学者；而在乱世虽然也应当有这样的人才，但不必希望其众多，“致用之学，为乱世所当预储”[29]。所以他强调教育要能够培养对现实有作用的人才，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推重历史教育。他说“读书另有注重的地方，无论教育、学术，要与本身有关系，才可作用。科学只能为个人用，旧学也只能为个人用。……根本之法只有讲历史，其余根本之法只有讲历史，其余都用不着。”[30]具体到史学教育的致用功能，他在众多的文章和演讲中都有提到和运用。他说史学教育如果“可施于政治,此其上也”；“其次考制度，明沿革，备行政之采择。”[31]如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如果要称帝，从历史经验来看，需要使人畏威或使人感恩，有此条件，然后才可以称帝。袁世凯对外屈服、对外乱杀，因之称帝失败，就是其不懂历史的缘由。他还认为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政策，用的是宗主国治理属国的办法，如同美国治理菲律宾，所以不能很好的推行。这是因为孙氏不懂历史，照搬外来政治理论，而不能处理好本国政治事务例证。对孙中山的批评，凸显出章太炎希图借镜、发展本国文化传统，来处理现实政治事务，而不是为欧化潮流所淹没。1931年日本发“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日本外交官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声称东北是满洲之地，中国外交官无以驳正；而当时某些关于东北疆域的史学著述存在一些偏差。1932年3月，他在燕京大学对此发表演讲，驳斥当时主流史学界贬低中国传统史学为“家谱”，指出“今当世界在较任何时期为严重的时候,厉史上之陈迹即为爱国心之源泉”[32]，只有熟读史书，了解民族地理疆域，才能达成救国救时之需。综之，章太炎晚年直言在民族危机之际，“词章”“墨辩”“考古”“经学”等价值不大，唯有“读史”，才能呼唤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发扬经世济用的作用。

再次，在史学教育方法上，章太炎有独到的系统认识。第一，对于教育机构的设置,章氏认为学会优于学校。他说“学校之教士，异乎学会之讲学。其在学会之学士，倚席讲论，群流竞进，异说蜂起”，而国家建制的学校需要因循“统摄整齐之法”，不但不能得到“互标新义”[33]的学术自由，而且只会造成“足以干禄”之学，使得“膏粱之家，终在上第”，社会阶层流动固化。所以他认为“中国字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34]他在《救学弊论》文中，痛斥学校制度是造成学生“唯利禄是务，耻恶衣恶食”的“恶制”，他忧虑“国性亦自此灭”[35]。他指出文科尤其应该革除旧制度，必须重史学；尊史学又得摒弃“尚文词”“疑伪造”“详远古”“遗内治”“轻政事”五种弊病。太炎倡导“学在民间”，认为官方举办的学校，沿用中国官场的陋规，没有学术独立自主精神。他主张“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结构，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36]；显然，这是太炎面对晚清、民国特定现实情境的意见。他用文化多元的眼光，表现出对中国文化有着坚定的信心，希冀能守旧出新，再造中华。因而，他对弟子说《救学弊论》关于史学教育的观点，“盖乱世之学，不能与承平通贯也。”[37]第二。章太炎在史学教学方法上，强调自修的“眼学”。章氏认为学校教育有弊端，所以真正的教育，除了靠类似学会的机构灌输高深的知识，只能依仗学生的自学了。“学校以外，必须从各方面再去自修，方可成为人才”[38]。历史学科书籍繁多而文义浅露，不同于科学学科，必须老师讲解引领，才能进步；“其运用之妙全在乎读者各自心领神会”[39]，因之最适合“自修”，“不适于讲授”。因为如果一部正史由教员依次讲解，多年也难以讲完。“故历史一科之教员应专讲解史志之条例及其中深奥的地方，其余易解之处统由学生去自修”[40]。他以为西方“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的道尔顿制适合于历史教学，但是当时的学校教员，即算明白此道理，也因教学不便，采用通常讲授法。这种“专重耳学，遗弃眼学”[41]的状况，是章太炎极力反对的。第三，章太炎在读史的方法上面有不少具体建议。例如他主张“忌借古事以论今事”[42]，借题发挥自己对现实的感慨，不是对待历史的客观态度。他批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多有用宋代的历史来影射明代，这是用文学创作写诗的方法来解读史籍，不为太炎所赞同。又如读史应该“贯穿一事之本末，审其症结所在”，然后前因后果。了然在胸，以此来观察从古到今、演变复杂的历史事件，才能得历史的真相，解决现实问题。他批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借口历史上东三省满洲人有五百万，“国人亦若有深信不疑者”[43]，就是不懂历史演化本末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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