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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与章太炎的教育思想(4)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0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三、文化自信与语言文字学教育 章太炎把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称之为“语言文字学”。从广义来说,章氏将语言文字与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三者

三、文化自信与语言文字学教育

章太炎把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称之为“语言文字学”。从广义来说,章氏将语言文字与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三者归结为民族的的历史[44],狭义上与“历史”并立为学科。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学”是国学的基石,是深入国粹的必经之途。太炎深受清代汉学家的影响,相信“读书必先识字”。1922年他在上海江苏教育会做国学概论的演讲,就认为“研究国学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要紧的事”[45],如朱熹在小学上没有下功夫,所以解释“格物”就招致非议。更重要的是语言文字之学可以当做民族历史的考察,如西人斯宾塞常常探考奇言,寻求语根,能起到和考古学同样的作用。中国“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唯语言文字间留其痕迹”,这可以和地下考古的文物视为一部“大史”[46]。语言文字、历史、风俗中保存有民族、国家的特性,它和历史一样能够维护种族、保持国性。当一个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语言文字被废弃、泯灭,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覆亡。“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47]就是很好的例证。他说“国家立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以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两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也。”[48]。在教育实践中,章氏举办的国学讲习会等也以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为主要内容,培育了不少语言文字学家。如1906年在日本东京国学讲习会讲语言文字学,认为“小学者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49]。1908年为鲁迅、许寿裳、朱希祖、黄侃等人讲授《说文解字注》、《尔雅义疏》等,都明显可见语言文字学,在章氏国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总之,章太炎对语言文字之学的见解,基本同于历史学相同。他认为作为国学一部分的“语言文字之学”与国家的生命血脉相连。只有在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才能再造出新,显现出持守民族文化的自信力。

章太炎作为乾嘉考据派的殿军,在语言文字学上方面成就很高,教育培养的门生弟子也成绩卓绝。章氏对语言文字学教育的见解,有两方面最为人所瞩目,引起不少论证,同时最能显示出他持守传统文化的自信力。

第一是关于教育中汉语文字改革的问题。晚清时期引进西学,开设同文馆、广方言馆,挑选人员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光绪二十九年(1903)《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规定京师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必须精通外国语言文字。随着世风转移,社会学子倾心于西方的语言文字,抛弃深邃难学的传统语言文字。在晚清的最后十多年里,社会上广泛认为中国“既存的文字在表述西方学理上有困难”,进一步的措施只有“整体的再造语言文字”[50],蔡元培在1904年提出拟造一种世界通用语。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主张废弃中国语言文字而改用万国新语(世界语)。《新世纪》杂志诸人的重要观点是中国民众识字率低,因而民智不开,想要改良社会,在教育上就要改革难学的象形文字而用世界语。当时有人也反驳,如果用造字的原则来教育民众,“引申触类,吾未见有此病”。吴稚晖认为“我辈识字之苦既过,觉一见《说文》,头头是道,殊不知我辈未识字之先,初亦莫名其妙,徒于今体外又记一篆文而已。”[51]章太炎驳斥吴说。他以为日本人都能识得象形汉字,“不以为奇恒难了”,所以开通明智,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52]。合音、象形不决定文字学习的难易,如果能让求学的民众认识学习的必要性,督促子弟就学,加上政府的“强迫教育”(即今天的义务教育),汉语言文字是不难掌握的。《新世纪》杂志诸人又认为象形字代表着野蛮、未开化,合音字代表着文明、开化。而章太炎指出合音、象形之分,难言优劣;用拼音文字的俄国人,识字比例也不比中国人高。章氏还以为中国所以用象形文字,是因为其语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固音同义殊者众”,如果用拼音文字,那将无法辨别区分意义;而且中国地域广大,如“方土异音,合音为文”,则“逾千则弗能相喻”[53]。他还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不能像欧洲那样用纯用拼音文字。因为幅员广阔的中国,南北东西方言不通,如纯用拼音文字,“岂不是令中国分为几十国么”[54],这样会造成国家分裂的恶果。章太炎进一步分析造成时人欲废弃中国文字的局面的原因,是由于西人侵略中国,“租界市井之学”盛行,“以爻法远西为宠,学子日益堕国粹”。这些人“挟其功利之心,歆羡纷华”,“恨轩辕、历山为黄人,令自己一朝堕藩溷,不得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族”[55]。所以他们想要将中国变为西方的殖民地,灭绝其语言文字和历史,使得民众失去爱国的情感。对《新世纪》杂志等人“欲以万国新语剿绝国文”的文化方案,太炎认为其造成的祸害比西方侵略者的殖民压迫还要严重;最终“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对废弃汉字的提议深感忧愤。他说:“汉土之语言文字,传之四千年,服习之者四万万人,非吾所擅而有,其蕃衍而为国学者,自先正导其源,并世亦时有二三巨子”[56]。汉语言文字是千百年来“国学”传承的根本和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国学传统和国家的兴亡有着直接联系。国学有着革命救国的力量,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所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命,血脉相连,斩断民族文化的欧化文字改革主张,只会导致亡国灭种。太炎还指出汉字对比拼音文字,有不少优点。如汉语为单音文字,书写便捷;汉字观字可识其义;汉字语源古今演变有规可循,容易通晓等自身的优点。总之,在章太炎看来,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直接体现其对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自信心。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707/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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