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刻书业史学题材的繁盛及原因探考(3)

二、建阳刻书注重史学题材的原因

（一）史学题材稿源丰富

1.闽北藏书宏富

从唐末以后大量迁居闽北的北方移民极为重视科举功名，身为布衣也不忘耕读传统，这里家塾林立，藏书成风。两宋时期闽北的建安、建阳、崇安（今武夷山市）、邵武、浦城、顺昌等地藏书家云集，如北宋初年浦城人杨徽之藏书极富，聚书上万卷。建安县“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建推邹鲁，乃诗书之薮也。”[5]北宋初建安人张式官至知州，所得皆置书籍。浦城人章子上聚书万卷。北宋初建阳人宋咸博学多才，著有《扬子法言注》等著作，也喜欢藏书，“积书充栋，图为讲道开来之计”[6]40。建安人黄景微以学识名闻闽中，“囊无余赀，惟蓄书数万卷”[6]40。

南宋时期，邵武藏书家朱钦则卜居于邵武城东，“益务藏书，以栖于架藏于椟为未足，又筑楼于第中”[6]41，称“万卷楼”，著名诗人陆游为之撰《万卷楼记》。著名理学家朱熹及其弟子也多有藏书，如浦城人詹体仁聚书数千卷，寓居建阳终老的祝穆也筑“藏书阁”，苦读其中，并有《方舆胜览》等多部佳作名世。元代武夷山星村人詹景仁筑“万卷楼”，并买屋供养书画诗文俱佳的杜本，杜本亦筑“怀友轩”藏书自娱。

根据《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7]统计，北宋闽北藏书家7人，南宋5人，元代1人，明代5人，分别占同时期福建藏书家总数的38.9%、20%、50%、16.7%，在福建各地区藏书家排名中均名列前茅。

中国刻书中心随着朝代的更迭几经变迁，但建阳从南宋至明末始终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南宋时期建阳与浙、蜀为全国三大坊刻雕版中心，且建阳规模最大，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8]。元代建阳与大都、杭州和平水成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明人胡应麟在谈到明代刻书时曾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9]，闽即为建阳书林。明初刻书中心平水、四川刻书转微,金陵崛起，此后建阳与金陵、杭州并称三大刻书中心，明代中叶后,杭州衰落而吴兴代之而起，建阳书坊却长盛不衰。建阳刻书有中国其他刻书中心所不具有的延续性，建阳书林门阀余氏、刘氏、王氏等家族世代刻书，藏书代代相袭。从未间断的刻书活动使不少建阳书坊主藏书极为丰富，如南宋建阳书坊主余仁仲钟爱藏书，其藏书楼称为“万卷堂”。南宋叶味道是“建阳七贤”之一，其子叶芬藏书丰富，亦为建阳著名书坊主。

和平的环境对藏书至关重要，如明代福建藏书家徐火勃一生藏书七万余卷，逝世不久，他的藏书即毁于明末清初的战火。闽北民间自宋至明能保存丰富的藏书正是得益于和平环境。闽北藏书家和建阳书坊从业者丰富的藏书为建阳史学刊刻提供了大量原真底本和参考用书，加上历代建阳刻书者对史类书籍的精细校勘，使建本史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保持领先地位。

2.闽北学者治史之风炽盛

宋代以后的闽北名流学者云集，不少学者对史学深有研究。崇安人胡安国（1073-1038年），是两宋之交著名的儒家学者，他寓史于经，历三十余载，撰成《春秋传》，并被建阳书坊多次刊刻。胡安国之季子胡宏撰史著《皇王大纪》80卷，所述上自盘古,下迄周末。

司马光编修的《资治通鉴》达294卷，300余万字，普通人难以通读此书，北宋崇安人江贽穷毕生精力将司马光《资治通鉴》进行整合，缩编成一部普及性的《通鉴节要》30卷，元代建阳各书坊以《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书名多次刊刻，明代建阳黄氏兴正书堂、余象斗双峰堂等以《少微先生资治通鉴节要》《古本少微先生资治通鉴节要》等名目多次重刊。

宋代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等理学家将宋理学系统一步步推向顶峰，闽学兴起，理学家们对史学研究也非常重视，朱熹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基础，节取史实，编成了一部简明扼要的《资治通鉴纲目》59卷，仅为原文的五分之一。随着朱熹逝后身份地位的不断上升，其《通鉴》节本也受到建阳书坊的不断追捧，元至元丁亥(1287年)建阳书坊詹光祖月崖书堂刊刻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入明以后杨氏清江书堂、刘氏慎独斋等书坊屡次翻刻，至今尚存日新堂、刘宽裕书坊和魏氏仁实书堂等建阳书坊刊本。

南宋建安人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42卷，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他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蓝本，改易撰写方式，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详述每事之始末，自为标题，共记239事，附录66事。南宋建阳人熊克撰《中兴小纪》40卷，详述南宋高宗一朝史事，是南宋首部由私人撰写的编年史。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张光启在建阳担任知县时撰《续资治通鉴节要》30卷，建阳书坊以《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四明先生续资治通鉴节要》等名目刊刻了17次以上。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708/4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