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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刻书业史学题材的繁盛及原因探考(4)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08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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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科举用书对史学题材用书的推动 科举场屋用书是建阳书坊的最重要的销售市场,据中国善本书目统计,明代建阳留存至今的刊本共1128种,其中科考

(二)科举用书对史学题材用书的推动

科举场屋用书是建阳书坊的最重要的销售市场,据中国善本书目统计,明代建阳留存至今的刊本共1128种,其中科考用书757种,占总数的67.11%。明嘉靖年间李濂云:“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10]

在建阳史书刊刻的历史进程中,南宋时期质量最好,元代史书刊刻极少,明代极为繁盛,这种现象与宋、元、明三朝的科举盛衰息息相关。宋代以文人治国,科举取士数量数倍于前朝,史书是进身仕途必备用书,《通鉴》和《通鉴纲目》作为史学入门捷径之书,尤其受到场屋之士欢迎。

史学在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均是国是策论的重要元素,场屋读者的需求使建阳书坊主们不断提高史学题材书籍编著的质量。建本史书历代均有不少精工者,颇不同于世人对建本“价廉质次”的普遍评价。建阳书坊主好刻史书者多曾习儒业,学识广博,如南宋刻《新唐书》的建阳书坊主刘仲吉“天姿豪迈,赋诗有警句。性嗜书,手不释卷。”[4]76以刊刻《史记》知名的南宋刻书家蔡梦弼文笔极佳,能亲自编校书稿,“聚而阅之,三复参校”[11]。明初建阳慎独斋主刘洪博览群书,精力史学,是刻史类书籍最多的建阳书坊主,曾亲自撰作了《纲目质实》一书,其对史学有极深的研究,擅长厘正原本之误,如正德十六年(1521)他刻《史记》130卷,改差讹245字。刘洪也是建阳书坊中少有的能得到士大夫好评的书坊主,其刊刻的《文献通考》“远胜元人旧刻”[12],叶德辉评曰:“刘洪慎独斋刻书极夥,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颇为藏书家所贵重。”[6]365

(三)史学题材的通俗娱乐功能

在经史子集中,史书故事性最强,也因此深得文化低下的读者青睐。街头说书和戏曲的传播对历史知识的普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13]“(宋)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晋、蜀三分战争之象。”[14]这说明在小说《三国演义》出现之前,民间讲史人已将史书《三国志》通俗化,使下层民众广为接受。

宋代以后史学加快了通俗化步伐,史学在通俗小说发展和形成过程中长期担当着通俗小说的娱乐性普及历史功能,“讲史”成为说书人最受欢迎的题材,史学书籍的需求不断增长。司马光《资治通鉴》为讲史者提供了讲说的历史逻辑脉络,加速了史学的世俗化进程。吴自牧云:“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15]明中期建阳书坊刊刻了大量史类刊本,如清江堂明弘治十年(1497年)刊张光启校《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正德元年(1506年)刊商辂撰《续资治通鉴纲目》,嘉靖十年(1531年)刊《新刊紫阳朱子纲目》,嘉靖十四年(1535年)刊金履祥撰《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等,这些“通鉴”本在建阳书坊大量刊刻,也为建阳通俗讲史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历史演义小说等通俗娱乐性史学在建阳书坊的出现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建阳书坊自宋至明末六百余年间的刊售定位始终以中下层民众为主,史书的通俗娱乐性使其广受中下层读者欢迎。建阳书坊主在书市的前沿捕捉到历史演义小说的市场需求信息后,便自然转化为自觉的创作和刊印行为。首次进行历史演义小说创刊尝试的是建阳杨氏清白堂书坊主杨涌泉,嘉靖三十一年(1550年)十一月十五日,他找到自己的姻亲“博洽士”熊大木说:“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才不逮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16]在熊大木撰作了几部讲史小说后,余象斗等建阳书坊主和小说编创者们继续努力,在明万历年间使建阳讲史演义小说刊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三、结语

建阳刻书繁盛延绵,从宋代的正史、通俗化通鉴节本,一直到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大量刊行,史学题材的刊刻始终繁盛。建刻史志及演义小说几遍天下,是史学固有的通俗娱乐性和建阳刻书坊自身定位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不少精力史学的建阳刻书业者笃志于史类题材刊梓,使建阳史学刊本得到了远超其它题材建本的声誉,为我国的史学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1]涂秀虹.“按鉴”:明代历史演义的编撰方式及其意义[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1):69-77.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708/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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