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成果】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5)

第一，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史学理论的范畴、概念和术语往往很简短，甚至只有一两个字，但它蕴含的思想、方法与观念却非常丰富。“信史”二字反映了史学的基本属性，传递的是古代史学求真、反对曲笔和回护的理念；“史意”强调史家撰述要有思想性，对历史认识要独到；“会通之义”说的是中国史学重视会通的优良传统，在著史宗旨上讲究通古今、究天人、成一家。至于史学理论层面的“貌同而心异”“貌异而心同”，“天”与“人”“文辞”与“志识”，颇如章学诚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神而明之，存于其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第二，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实录”既是名词，有时也用作动词。“史裁”有史料剪裁、史家裁断和史书体裁三种含义。“史才”一词也具有“适合从事史学工作的人才”“从事史学工作的人才的基本素质”和“修史活动中的记事才能”三个意思。良史在先秦时期只是强调“书法不隐”、敢于触犯威权和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秦汉以后则逐渐增加了善于叙事、劝善惩恶、以史明道等内容。这主要是因为史学随时代更替而发展，人们关于史学的理论思考也日益深刻和广阔，自然地赋予了史学话语丰富的内涵。

第三，在精神上，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彰善瘅恶和殷鉴资治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两个重要的表达方向。《春秋》笔法、直书、曲笔、史德、秽史等都带有这两个方面的烙印。用刘知幾的话来说：

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思齐”与“自省”是以史教化人心，“劝善惩恶”则包含了史学对政治的反作用。宋神宗对史学“为国家之要道”有深刻的认识。他为《资治通鉴》作序时说：“《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这番帝王话语兼有史学与政治的双重属性，恰恰体现了中国史学理论话语资政和教化的品格。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曾经清晰地表述何谓史学、史学为何以及何以为史，但时过境迁，学术嬗变，今天的史学工作者面对传统，却出现了一种近乎失语的学术焦虑。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似乎更有必要弄清楚我们的困惑，从而找寻到一些方向或方法。

一是处理好“今语”与“昔言”的关系。这里借用刘知幾“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一语中的“昔言”指代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今语”指称当今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昔言”是“今语”的前世，“今语”是“昔言”的今生。既不能以“今语”否定“昔言”，也不可以“昔言”替代“今语”。史家的学术语言当然不能脱离他所身处的时代与社会，所以“今语”有其合理性。但真正具有中国风格的史学话语之魂究竟在哪里？窃以为还是在史学传统里，这是“昔言”的合法性（合乎史法）。会通、断代、良史、信史、实录、曲笔、回护、才、学、识、德，这些术语仍常见于今人的言论中，用以表达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可见古代史学理论话语具有顽强的学术生命力。这样说，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古代（实际上即便有心重回乾嘉，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这里只是想强调一点，即我们需要高度珍视古代史学理论的话语遗产。回顾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总是在前代的基础上承继、变革、拓展、完善的。尽管古今史学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学术生态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个规律没有理由完全不适用于当下。

二是处理好本土与域外的关系。中国当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嬗变于清末民国，经过一百多年的锻造，成就有目共睹。它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域外史学（包括日本史学、德国史学、英国史学、法国史学、苏联史学和美国史学等）的影响与塑造，得失兼有。学习、借鉴域外，是一种学术胸襟；回归、扎根本土，更是一种学术觉醒。当代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对域外史学理论话语予以甄别、筛选和吸纳，同时从当代中国史学的丰富实践中提炼、概括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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