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成果】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4)

史通（图源：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乾隆十七年刻本）

第三阶段，宋元时期，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持续发展期。吴缜、郑樵、马端临等人继续从范畴、概念和宗旨等方面丰富了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经过长期积累，至宋元时期，史学理论话语已经相当丰富。宋元史家一方面是延续前代既有话语，另一方面又提出新的概念，或在旧体系中增添新内容。吴缜因纠《新唐书》之谬，给人们留下“好辨”的印象。这一时期史学理论话语的进步又得益于他的“好辨”。他撰写于元祐四年的《新唐书纠谬序》界定了“信史”：“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在吴缜之前，“信史”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但像吴缜这样明确解释何谓“信史”的却不多见。吴缜还提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这番有关历史事实、褒贬、文采的论述，是对先秦“事、文、义”话语的一次继承，更是一次思想上的超越。在郑樵之前，关于通史表述的重点是时间跨度上“通古今”，自从郑樵解释“会”和“通”：“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提出“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从史家宗旨上升华了通史的境界。“会通”便与“断代”双峰对峙，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中的又一对基础范畴了。这一时期，马端临继续推究“会通因仍之道”，讨论“文”“献”之意。苏辙“史权”说，高似孙的“史典”“史草”等，都拓展了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新唐书（图源：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重修二十一史本）

第四阶段，明清时期，这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成熟期。王世贞、浦起龙、章学诚、龚自珍在理论话语的阐释方面各有侧重，又共同完成了集其大成的使命。

经过先秦到宋元时期史学的积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在明清时期迎来了它的一个高峰。明代的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之是非，称：“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以往人们比较注意这段话所体现出史料学上的辩证思维，这当然是重要的。然若从史学话语角度来看，又别有一番体会。“人恣”而“蔽真”，“人臆”而“失真”，“人谀”而“溢真”，措辞精妙，指向明晰，足见古代史家在学术话语上的良苦用心。

浦起龙在乾嘉史坛上名气虽不大，但若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却又是不能忽略的。浦氏以《史通》为本，藉他人之言而立言，着意于提炼和疏通《史通》的学术话语。他解释刘知幾的“晦”是“意到而笔不到也”，“用晦之道，尤难言之。简者词约事丰，晦者神余象表。词约者犹有词在，神余者唯以神行，几几无言可说矣”。“尤难言之”而言之，这反映了清人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积极态度，可视为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内部的一次传承与对话。与浦起龙同时代的章学诚，在理论话语的构建上选择了不同于浦起龙的路径——自著一书，抒发胸臆，构建了一个崇尚“独断之学”的史学理论体系。尽管“六经皆史”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未尝离事而言理”却是他的独见。《文史通义》书名即突出“义”字。除“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外，章学诚在《永清县志列传序例》《和州文征序例》中也使用“史意”这个范畴。章学诚首创“史德”范畴，在《文德》篇中阐述“知人论世”的原则，在《释通》《申郑》诸篇中对“通史家风”的理解也超过了他之前的史家。龚自珍留下的史学著作虽不多，但却是一位善于提炼和创造史学话语的史学家。他提出的“尊史”和“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是古代史学理论后期最耀眼的话语，流行至今。

文史通义（图源：扫叶山房石印本）

三、余论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经历了千百年的积淀，形成了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210/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