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成果】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2)

“六经”之中，《尚书》《诗经》的史料价值为世公认，但它们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影响却较少被注意。《尚书·酒诰》引古人之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尚书·召诰》也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些话语都透露出史鉴的思想。《诗经》对这种历史借鉴思想作出了更经典的表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后“殷鉴”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术语被广泛使用。经学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引领，还不限于上述这些字面上的例证，“六经”中的历史意识在深层次上规范着史学话语。

诸子与史学话语的关系，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诸子阐发各自的学说时运用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形成诸家的历史认识论，对史学思想产生了影响；第二，古代史学家重视诸子，从中汲取思想养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司马迁所作的诸子传记中都蕴含着子学基因；第三，历代史学家对诸子话语的援引。郑樵的名言：“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在话语模式上效法《淮南子》的“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尽管《管子·心术》篇不是从史学上论“心术”，但后来史家却借用这个术语表示史家品德。元代史家揭傒斯认为选拔史官时，“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章学诚又提出：“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给予高度评价，有“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之说。这个表述并非章氏所创，而是源自《庄子》的“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诸子之中，儒家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影响深远。孔子关于“史”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尽管孔子言说的命题是何谓君子，但文与质二字却被转移到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中。如刘知幾论叙事之美，即“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至清代，牛运震仍然接受文、质话语，认为：“词过于文，殊嫌冗腐。所谓文胜则史者邪，窃恐文胜且不成史矣。”类似情况还见于《论语》的“辞达而已”。宋代的洪迈说：“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在史文繁简问题上，顾炎武提出了一个主张：“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辞达而已”也是顾炎武这番话的关键词。《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章学诚承接孟子，写道：“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古代史家借用经书语汇，又从诸子中撷取名言警句，藉此丰富了自身话语。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继承、嬗变的过程。

二、从零散论述到体系化表达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论述到体系化表达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这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孔子、孟子和《左传》对这一时期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论史料与史学的关系。《论语·为政》又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关于朝代更替中礼乐制度的因革之变的精彩见解。如果说这些不能算是孔子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直接贡献的话，那么，孔子提出的“良史”和“书法”无疑对后世史学理论影响深远。宣公二年，晋国的太史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孔子对此历史事件的评价是：“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话虽简短，却意蕴丰富。孔子之后，历代史家多以“良史”评价史家，又以“书法”论作史法度，使“良史”与“书法”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范畴。

孟子虽不是史学家，但对史学理论富有创见。他的名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不仅准确地揭示了社会变迁与史学发展的因果关联，成为史学理论上的一个规律，又以十分凝练的语言阐明了作为史学概念的事、文、义，其中，齐桓公和晋文公治国称霸之迹是为事（即历史事实），关于齐桓、晋文事迹的记载是为史（即历史著述），而孔子在评论齐桓、晋文等春秋史事时寓含义（即历史评价）。这是先秦人们关于史学的三个层面——历史、记录下的历史和史家判断的精辟论述。随着儒学地位的提升，孔孟关于史学理论的上述表述深度参与到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章学诚所说的“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在话语上与孔孟一脉相承。《左传》对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概括，见于它对《春秋》文辞的评价：“《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昭公三十一年，《左传》的“君子曰”又评论：“《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春秋》的话语是“微而显，志而晦”的，《左传》加以丰富。《左传》隐公元年关于“郑伯克段于鄢”事的记叙，不仅扩充了《春秋》的记事内容，更是一次话语的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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