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成果】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3)

经过先秦学人的提炼，良史、书法、事、文、义等基本概念和范畴已经出现。较之于丰富的史学理论而言，这时期的话语表述还显得比较零散，但它为此后话语的体系化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第二阶段，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这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成长期。《史记》《汉书》《文心雕龙》和《史通》四书及其作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司马迁承袭先秦史学理论之余绪，明确提出要“成一家之言”。这里的“言”，兼具思想体系与话语系统双重含义。“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多为史家引据。班彪、班固父子继《史记》后，作《汉书》，在对司马迁严厉的批判与由衷的赞叹中，完成了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关键一环：“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短短数十字，除沿用先秦已有的“良史”外，使用了“序事”“辨”“质”“直”“核”“虚美”“隐恶”“实录”等八个概念，将叙事审美、记事求真的观念深植于人心，也把这样的话语范式遗传给了古代的史学家们。对于《史记》《汉书》在史学话语上的影响，刘节早有发觉：“所谓文章楷模，创造了民族语言。就这方面说来，《史记》《汉书》也是两部伟大的著作。”

史记（图源：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

魏晋以后，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性方面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由作史家向理论家的过渡。如前所述，孔子、司马迁、班彪、班固在史学理论话语上贡献良多，但严格说来，他们都是作史家，而此后的理论话语主要是由史学批评家和史学理论家塑造的。以《文心雕龙》《史通》的问世为标志，理论家在构建史学话语体系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一套成熟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离不开理论家的总结与提炼。《文心雕龙·史传》中出现的“信史”“素心”“直笔”“条例”“文质辨洽”“稽古”，自然重要。但刘勰的贡献，又不限于人们比较熟知的《文心雕龙·史传》篇。《练字》篇论遣词缀句之法；《熔裁》篇称：“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后来刘知幾就以“浮词”为《史通》之篇名。《物色》篇说：“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刘知幾转作“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文心雕龙·事类》论文章之道：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

刘知幾“史才三长”论的思想内涵虽与上面这段话有别，但细究起来，其表述确有刘勰的话语影踪。

继刘勰之后，刘知幾自觉地构建起史学理论话语体系。极而言之，《史通》全书就是一套盛唐时期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范畴和概念，成为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柱石。关于作史原则，有直书、曲笔；关于史书门类，有六家、十流；关于史家文辞，有浮词、尚简、用晦、点烦；关于史书体例，有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还有载言、载文、采撰、断限等等。这样一来，古代史学理论的重要方面基本上都有了专有术语。难能可贵的是，在并不十分注重定义的古代学术传统中，刘知幾给上述一些概念下了定义。如“十流”中的“家史”：“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用晦”是古代史书叙事审美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刘知幾是这样阐述的：“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定义一个范畴或概念，也就明确了它的内涵，使之超出个人的言说习惯，可以为史家普遍遵循和使用，这是从普通的、个别的用词上升到学术话语的重要环节。五代时期，后周史官撰《史馆故事录》，分为六门：叙事、史例、编修、直书、曲笔、杂录。从标目上看，它明显受到刘知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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