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类展览中的叙事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2)

海登·怀特认为过去被“驯化”入历史叙事中，叙事是一种对过去的再现方式［10］。从海登·怀特开始，如何表现过去成为史学理论的中心话题。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声称过去不等于历史，不可被我们触碰还原，“过去就是异域他乡”［11］，历史著作因此也不过是“历史学家所建构的流变的话语”［12］。而另有史学理论家试图用“在场”这样的概念重新思考历史与过去的关系。在他们笔下，“在场”和“意义”构成一组相对的概念，“在场”往往指我们对过去的接触，意义则指向我们的理解和再现。

理论家对“在场”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以艾尔克·鲁尼亚（Eelco Runia）为例，她认为“在场”是某种与存在的接触，是“过去以未经表现的方式在此时此地呈现”，是“存在于这里和那里的活生生的过去”［13］。鲁尼亚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会体验到过去，过去虽然不可能重现，但在此时却真实地被历史学家体验到。过去的在场进一步以某种“转喻”（metonymy）的形式进入历史研究中，在这一过程中也就出现了“意义”。而当谈及某个事物“在场”时，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认为这个事物可以直接被我们触碰，“意义”则指“这个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概念”，但他又指出，“意义”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减弱它（在场）对我们意识和身体的影响”［14］。史学理论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同样非常关注“在场”概念。在其理论中，他将“在场”与“崇高”联系起来，认为“‘在场’是对崇高经验特有震撼的提示”［15］。历史学家在面对过去时，能够体验到一种崇高的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源于过去的距离与差异，是对已逝过去的一种乡愁（nostalgia）［16］。一方面，这种崇高的历史经验是未经表现的，是“编年史中的一行、一座雕塑或一首老歌中的几个音符”所唤起的感受。它无法用文字来描述，而只能被隐喻和体验。另一方面，过去断裂在我们的生活中。安克斯密特将这种历史经验与创伤体验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它们促进了历史意识的出现。他以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和弗朗西斯科·圭恰蒂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为例，认为他们所经历的意大利正从光荣的过去向悲惨的现在转变，这种创伤促使他们进行历史写作［17］。

（二）历史类展览中的“在场”与“意义”

安克斯密特的理论可用来对博物馆进行说明。一方面，他所说的历史经验只能出现在历史学家的情感和意识中，一旦变成确定性的叙事就会立刻丧失。而这种历史感［18］恰好是博物馆能为观众带来的，也是历史著作所阙无的。另一方面，就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黄昏时面对罗马的遗迹所产生的历史感一样，他想要立刻将这种经验转化为历史著作（叙事）。同样，在博物馆中所意识到的时间距离也要求通过历史叙事进行弥合。

对公众来说，相较于历史著作，博物馆在表现上具有更强的客观性和说服力。当过去的实物被赤裸裸地置于眼前时，观众被唤起强烈的历史意识，甚至不假思索地相信展览所表现出的历史感。过去虽然无法重现，但却真实地为观众所体验。博物馆中的历史类展览同样体现出过去的直接“在场”。特别是藏品带给观众的时间距离更能凸显这种“在场”。这种距离感越是强烈，观众越能感受到那种历史感。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道：“目光所需要克服的距离越深远，从凝视中散发出来的魔力就越强大。”［19］这种距离为藏品添加了整个故事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使这件藏品区别于那些以展示价值为主的艺术品。这种时间距离进一步确认了藏品独一无二的“原真性”。与那些机械复制的作品不同，历史类的藏品拥有着自身历史的权威［20］。藏品带给我们的时间距离正是我们渴望从历史博物馆中得到的，它的魔力就是使我们意识到时间的裂隙。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藏品一定是断裂在我们的历史认知当中的。这种断裂性越强，对藏品崇高性的认识就越充分。越是熟悉的物件，越难以激发我们心中的历史热情；而越是超出我们历史认知的物件，越会使我们意识到这种巨大的时间距离。

但越是在现代社会，我们越恐惧于过去—现在的差异与断裂。我们希望获得藏品的历史理解，也即这件藏品在过去处于怎样的时空中，具有怎样的用途和价值，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周转变化，从而最终展现于我们眼前，以及它同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在我们感受到那深远的距离感之后不由自主提出来的。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326/4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