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的清廉观(4)

首先，王朝统治者的利益是最现实的“公”，是最根本的“道”，反腐惩贪只是实现其“公道”的“术”。对统治者而言，基于利益的变化，既可以反腐败，也可以不反腐败，甚至姑息纵容腐败。反不反腐败、如何反腐败、乃至如何界定腐败，最终都要看利益的需要、皇帝的意志，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在反腐肃贪问题上明显的国家机会主义特点。与现代国家的反腐败不同的是，它不是基于抽象、普遍的“对事不对人”的正义原则，而是出于“权宜之计”的政治的需要。严刑峻法虽多，但这只能是专制制度下的“法制”，而非现代的“法治”， 刑不上大夫，统治者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皇帝是法制的建立者，也可能是破坏者。

其次，古代的反腐惩贪不仅缺乏稳定的制度保障，也缺乏牢固的道德支撑。虽然儒家的道德理想，能约束一部分官员的从政行为，但是，儒家的“公”与专制国家的“私”有着本质上的冲突，恰恰需要放弃儒家的“公”，才能更好地实现王朝利益、君主意志的“私”。于是，一方面为了惩治腐败需要官员道德自律，一方面专制制度本身又需要瓦解道德、摧残道德，从而陷入难以克服的道德困境。

再次，皇权之下，反贪惩腐是统治集团的内部游戏，人民大众是沉默的，是失语的，这种封闭的监督没有外部压力和人民群众的参与，效果往往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今天建设廉政监察制度，必须要建立广泛的民主参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古代监察制度的困境，也才能真正激活古代监察制度的智慧。

(3)保持高压反腐的态势有利于促进廉政建设

从历朝历代治贪实践看，越是严厉惩治腐败，社会风气越是明显好转，廉政的思想意识越是深入人心。汉代监察官司隶校尉李膺，严厉查处贪官污吏，使得京城官员休息日都不敢肆意外出玩耍，皇帝惊奇官员如此的安分守己，官员们哭着说“畏李校尉也”；明代朱元璋治贪，杀罚严厉，换来明初百年清平；清朝查处一批批大案要案，奠定康乾盛世形成的廉政环境。党的十八大之后，老虎苍蝇一起打，打掉的是腐败不断蔓延的势头、腐败分子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和祸国殃民的恶行。虽说是治标，但是保持这种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既能为治本赢得时间，又能为廉政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因而，高压反腐不是运动式的一阵风，而应该是常态化行为，就是要有腐必惩，露头就打，不给腐败分子任何喘息之机，才能显示共产党人与腐败水火不相容的决心，才能真正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4)法律制度的成效重在执行

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训，主张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唐律》惩罚贪官污吏的规范颇为详密具体，从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唐初的经济发展。然而，《唐律》虽在律文上对贪腐作了严厉规定，实际执行中却时惩时纵，惩中有纵，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其中的“八议”制度。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些人大多是皇帝的亲故和王公贵族。根据规定，凡属八议之人在法律上都享有“议、请、减、赎、免、当”的特权，使得八议实际成了官吏的护身符，法律得不到彻底的贯彻执行。可见，光有立法的完备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于反腐倡廉的制度配套，更在于法律能在实践中真正得到执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精辟论述过制度对干部廉政的影响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可见法律制度对人的行为影响之大。十八大以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中央八项规定落实得好，就在于这些规定有人执行，有人监督，有人落实。实现廉政教育的不想腐、群众参与的不愿腐、高压反腐的不敢腐、制度落实的不能腐之日，就是我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成功之时。

四、结语

翦伯赞一生致力史学建设，治学严谨，著作甚多，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开拓和创建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历史研究及论述体现出对廉洁政治的向往，对贪污腐化的鞭挞，并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审视贪腐在历史进程中的反作用，他对贪腐的生动论述至今还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表现出其独特的清廉观。他伟大而光辉的形象，是广大共产党员和学者的榜样和楷模，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纪念。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317/4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