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史学交融的诗性智慧书写读唐荣尧西夏陵

西夏始于1038年，终于1227年，是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以党项族为主体，融合了汉、吐蕃、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的“白高大夏国”政权，前期和辽、北宋共存，后期与金并立，历经十帝一百八十九年，创立了多民族融合的独特文化。然而，二十四史并未为西夏修史，当代文学作品多把西夏描写为神魔玄幻的国度，于是，西夏被贺兰山麓与玄秘文字遮挡，成为诸多人心中传奇而隐秘的王朝。唐荣尧的《西夏陵：王朝的见证》（以下简称《西夏陵》）以西夏陵为切入点对西夏王朝做多元揭秘，娓娓道来历史长河中白高大夏国政权的缘起与终结，以及西夏陵的建造、遗弃与重生，呈现出一个可触、可观、可读、可思的世界。

一、系谱视野中的西夏建构

唐荣尧书写西夏的第一个独到之处是走出中心论，在流动的历史中寻找动态的、微观的本真西夏。《西夏陵》由“党项人走近贺兰山”“山看见一项工程”“时间的拐点，山下的差异或突兀”“终结者带来的血与痛”“考古者开启的曙光”“通往申遗之路的足迹”六部分组成，以西夏陵为主体，发掘被世人忽略的历史的复杂与差异。没有任何历史的源起无端且纯粹，每一段历史的发生与终结必然负载着其他元素的因果。第一部分“党项人走近贺兰山”落笔于公元636年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让堪舆师在九嵕山规划了日后的昭陵陵园。唐太宗去世三百多年之后，党项人从遥远的贺兰山悄然来到九嵕山进行考察借鉴，开始建造西夏陵。这个独特的切入点充分彰显了唐荣尧哲学家式的思维与诗人的想象，相似又相异的重重陵墓中隐藏着同质的历史情节与异质的历史细节，象征死亡的陵园成为一个王朝奠基式的开始，也成为这部著作最坚实的立足点。

西夏兴盛在王陵兴建中得到验证，王陵被摧毁令西夏陨灭的悲剧愈发沉重。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大地上沉默的王陵成为王朝沉浮兴灭真实的见证，墓园厚重土层中隐藏的秘密是西夏王朝悲壮的挽歌。西夏陵成为全书开始的楔子，也成为贯穿全书的脉络，以西夏陵书写西夏的历史，以如今存在的真实映照过往的想象，陌生与熟悉、虚拟与现实巧妙结合。唐荣尧于《隋书》中找到最早的相关史料是拓跋宁丛于公元585年被隋文帝封为大将军，成为“第一位被中原王朝授予将军一职的党项人”；他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整理出了党项羌的主要活动区域——“岷江上游、黄河上游的甘南大草原、河湟谷地，以及巴颜喀拉山以北、祁连山以南的高地”，并通过这些事件踪迹搭建出党项部族崛起的动态空间；他追溯到在“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和大唐帝国之间，党项羌蛰居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边缘地带，一度因吐蕃的侵扰面临灭亡的危险。党项羌和拓跋，这两个词汇至此出现”，探知到“党项部族能够同宋朝抗争，主要依赖的是辽的支持与辽、宋之间冲突带来的生存空间”；他还填补了西夏王朝灭亡后故土上的历史空白，描绘了西夏之后这片土地上的沧海桑田，“昔日的西夏国都变成了一座废墟；昔日繁华富庶的宁夏平原也变得人烟稀少，了无生气”，宁夏平原也曾在郭守敬的领导下，重新“焕发了生机”，甚至在元明交替时，“成为一个大战场”。

唐荣尧耐心寻找历史中的微小转换与细腻轮廓，进行广泛的知识积累，视线不局限于西夏王朝起止的一百八十九年间，而是在历史长河中钩沉出尽可能早的史料，考量西夏发生的更多可能空间与多重解释。唐荣尧在《西夏陵》中呈现出系谱的视野与建构性的原则，既关注重大事件，也记录事件中的细枝末节、种种插曲和偶发事件，进行生命政治的解剖与微观权力的光谱分析。他试图描绘出流动的历史，每一个阶段、每一次选择、每一个结果背后隐含着不同力量的博弈，混合着不同的机遇，最终融合成立体的西夏王朝。

二、跨界陈述中的西夏王朝

唐荣尧书写西夏的第二个独到之处在于不仅探索历史的本质，还运用多种陈述方式呈现历史风貌的多姿多彩。唐荣尧的书写不仅由复调式语言构成，还有各种实物或景观的图片以及地图。具有史学、新闻学、文学多重跨界性质的陈述展开了新的思维视域，如德勒兹所言，陈述犹如拓扑学，好像无调性音乐。唐荣尧用拼图的方式重现过往，以巨大的耐心与倔强的探索精神，积累了广泛的原始材料；用行走地图的方式印证过往，不仅追踪着西夏王朝演进的渐进曲线，同时重新找出西夏王朝年轮中各类事件的不同角色、不同立场、不同情感，并用记者的敏锐勾连中外同质事件，标示出西夏历史中智慧、本能、机遇的独特性。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317/4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