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的清廉观(2)

(2)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翦伯赞的敢写敢说，名扬学界。40年代还在重庆时，面对蒋介石的刀丛箭簇，翦伯赞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又说：“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

当左倾史学思潮甚嚣尘上，60年代中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大行其道时，他大声疾呼，公开指出：“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1965年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出后，万马齐喑，翦伯赞不顾自己身处险恶，仗义执言：“我认为，吴晗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文革发动，一些人声称“解决刘少奇三五、三六年的问题，翦伯赞是关键”，以枪指头，向他勒取口供时，他不惜舍生取义，宁死不作谤书。如他所评价的司马迁一般，“权力之可得而摧残者，人之肉体；至于精神，则可以从血泊中放出其光彩。”这种高洁而赤诚的个性，使翦伯赞的清廉观别具一格。

二、翦伯赞的清廉价值观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笔耕不辍，留下了数十部专著，代表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历史问题论丛》等，对于清廉和贪腐之论，有的是夹杂其中，有的是专门论述，具体来说，有这样两个维度。

1.批判维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梳理、总结历史时，翦伯赞总是毫不掩饰他对于贪腐的高度批判。其论述最为集中的一篇作品表现在他的《贪污列传序》，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贪污自古便有，于今日益猖獗骇人；贪官污吏如率兽而食人，危害极大；贪污者应当受到惩处，遗臭万年，若使其没世无闻，则是史家的失职。在其它作品中，翦伯赞也旗帜鲜明地表达过对贪腐的深恶痛绝。

好像没有奴婢，就不能衬托出一个贵族的身份。也好像一个贵族之所以为贵族，不仅在于他拥有巨大的财富，也不仅在于他能够毫无怜惜地把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浪费在生活享乐之中，尤其在于他能够利用物质财富进行对神圣的人身自由之肆无忌惮地凌辱践踏，用对人类尊严的肆意的侮辱，以满足其卑鄙无耻的贪欲。——《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

当时的贪污腐败是从上而下，一贯到底的。福王本人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头子。据《南明野史》云：时太后来自河南。帝谕户工部，限三日内，搜括万金，以给赏赐。……又谕选內员及宫女，闾巷骚然。——《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之贪污腐化的政治》

在清代，和珅之家有房二千八百间，花园一所，亭台六十四座。仆役六百零六人，姬妾六百人。在他的家中有各种库房，如金库，银库，钱库，玉器、珠宝、银器、古玩、绸缎、洋货、皮张、铜锡、瓷器、文房、人参、珍馐等库。此外又有地窖，其中藏金银珠宝无数，仅就皮毛而论，即有貂狐五千六百张。…“怀柔郝氏，膏腴万顷，清乾隆帝尝驻其家，进奉水陆珍错，至百余品，一日费至十余万”。——《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2.颂扬维度

翦伯赞深爱广大劳动人民，在贪污列传序中大呼“人民的赤血，变成献纳，献纳化作黄金，黄金转为外汇。”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却深受贪腐剥削之害，贪腐沉疴是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现在写中国通史，当然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要多讲人民群众的历史。《国策·秦策》记秦相应侯说秦昭王之言曰：“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正像狗咬狗一样，不是这条狗要吃那条狗，而是两条狗争着要吃骨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不是这个统治集团要剥削那个统治集团，而是两个统治集团争着要剥削人民。”——《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

“从以上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是一代比一代加重，大抵南宋的剥削比北宋加十倍。明代的剥削比汉代增十倍，比唐代增七倍。清代的剥削以苏、松、太浮赋而言，比元代多三倍，比宋代多七倍。在这样残酷的剥削之下，所以历代以来的中国农民，即使在丰年，也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若遇凶年，则不得不卖儿卖女以至自卖为奴，或者成千成万地饿死沟壑。”——《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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