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侯旭东│思考史学如何思考：历史上的日常(5)

王馨振华：读侯老师的书，我有这样两个疑问：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来看一些史料所呈现出的制造者的动机。书中举了睡虎地墓主喜的例子，他的那本编年记，其实是把个人的一些生命节点跟整个国家或者王朝的发展捆绑在一起的，其动机或许是无意识的，但也是长期被塑造的结果。

但阅读老师关于章学诚这一章节的时候，我感到又有这样一个疑问：章学诚特别强调从州县到府，再到天下之事，这是源于他做过很多幕僚，而当时一些地方官热衷于编纂州府县志，由于这样的机缘，章学诚的才能才在方志方面表现出来。以往一些学者认为章学诚的某些观点和当下区域史的某些理论有一定契合之处，或者像侯老师说的，他可能往前进了一步，但没有很透彻，最后还是要回到所谓的政教经典。在我看来，章学诚似乎有些言不由衷，假如他在当时能够进入四库馆，或者说进入当时的“主流学术界”，他还会有诸如此类的想法吗？甚至是否还会有《文史通义》这部书的出现？我觉得这里面是否需要考虑一个动机的问题。

第二个想法就是侯老师在书中讲为什么要关注国家。刚才也有几位老师都提到了，我们的国家产生非常早，而且绵延的时间非常长。那么我们转换一下思维，建国之后进行民族识别时，还有很多民族没有进入国家的时代，或者说得更加宽泛一点，很多民族其实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完整的政治体，比如说云南的很多山地民族。研究他们的历史，除了人类学的方法之外，历史学能够提供什么？

侯旭东：我先说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央王朝周边，其实也不能简单地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它有可能在历史上存在过一些国家，只不过后来没有一直持续下来。比如云南地区，有过滇国、南诏等。我想说的是，这些地方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和国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斯科特（James C.Scott）的《逃避统治的艺术》里面也讲了，人类学把它们当作原始状态去研究，其实不一定合适，它和中原地区的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各样密切的关系，甚至它有很多居民是从那里逃出来的。所以我想从关系的角度、从互动的角度去认识他们，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需要超越人类学把它作为孤立的实体、原始状态的传统，斯科特的这种思路，我觉得可能更有价值。传世史书则会将它们描述为蛮荒，需要警惕。过去的研究多半是依据这些文献，是史学研究，我想恰恰需要多吸收人类学的研究，来发现传世文献的书写特点与立场。 不是简单地区分史学与人类学，各取一端，而是兼收并蓄。

第一个问题，关于章学诚，我也很难说清他的动机，的确如你所言，他当时在学术上比较不如意，所以产生很多愤激之词，对于当时居于主流的学者、权威都很不满，这是一方面。但是我想他强调人伦日用，恐怕不是简单的个人动机问题，应和明代以来阳明心学的发展有关系，比如泰州学派讲日用常行之类，个人的粗浅理解，章学诚对人伦日用的重视，恐怕和儒学发展有内在的关联。我想不能过于强调他的失意对其动机的影响。他提出的这些想法，还是和他本身受影响的学术传统和他自己的思考有关。

关于章学诚我恐怕还有很多说的不到位。20世纪以后把章学诚推得很高，但是大部分都把他划分到某个“学”里，我看他自身的思想是有一些内在关联性的，而把他肢解到方志学、档案学等等里面，无法对他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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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902/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