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侯旭东│思考史学如何思考：历史上的日常(2)

侯旭东：赵老师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日常其实不是个静态的东西，如何处理？刚才赵老师举的例子——日本对明治维新的理解的变化——我觉得就挺有意思。因为日俄战争这么一个突发的事件，让日本人意识到他们打败了俄国这么一个大帝国，证明了日本的强大，这个就让日本人觉得明治维新可能确实是产生了很重要的效果。所以我说在“常”中去了解“变”，某些意外的、突然的事件，才有可能让我们对经历过的，熟视无睹的“常”有一些新的认识，从而产生思想上的变化，我想这是一方面。关于“常”，亦不能抽象地去描述，像20世纪上半叶征集作者写的《中国一日》之类，都是切片式的表述，为记述而记述，那样真就将其静态化了。如前面所说的，“常”指的是反复进行的活动，需要结合具体问题来触及。涉及活动，便不是生活的简单文字复述，而是对其重复性的机制的挖掘，以及意义的探讨，就突破了静态的描述。另外在“常”的过程中，日积月累也会产生一个变化。比如东汉初年，整个国家财政状况都不好，所以传舍在当时又有大量的裁撤，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变化。制度中日常反反复复的这些行为，包括合法、不合法行为的不断累积，最后就可能变成推动制度变化的一个推力。 我们过去对制度变化的分析可能比较偏重事件性，源于史书对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规定记载较多，实际上对于潜移默化的积累性的因素关注比较少，补充了后一点，对制度的演变将有更丰富的理解。

关于社会科学的方法，刚才赵老师讲的的确在古代史研究里可能会有，我们常说“材料不够，理论来凑”，的确有的时候会面临这个问题。某个概念或者理论只是引导研究者思考的参照，我们需要深入到研究对象本身去寻找内在的关联以及机制。有的时候可能缺乏直接的材料，只能去做一些间接的迂回分析，古代史早期困难大一些，宋代以后相对会好一些。另外为什么现在经常会做一些个案研究，它会把研究的时间、空间或者研究对象缩得比较小，材料相对比较集中，内在联系会保留下来比较多，可能会减少一些空白或者是断裂。文书简牍的研究，也有类似的优点。另外，不同朝代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借助相似的现象，也可以填补一些早期资料上的空白或缝隙。

总的来讲，资料不足是历史学难免的困境，即便如此，也应避免简单套用概念或理论，否则会产生误解或遮蔽，将中国的过去曲解为外来理论的注脚。需要采用归纳法，从材料里面去提炼概念，生产理论，当然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现在刚刚起步。学术界目前都在借用很多外来的概念，对于能从材料里面归纳出什么，做得比较少，应该有这样追求与努力才行，不能仅仅限于做无数的具体研究。最近经常有人批评说史学碎片化，的确，常常见到一些重复性的研究，还有很多实证性的研究，停留在考证出是什么，便止步，没有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思考为什么，是迈向理论思考的第一步。再能从变关注到常，思考“常”产生的机制与意义，就要提出概括性的解释，便离理论不远了。

再接着回答刚才聂老师讲到的关系思维。刚才提到关系思维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西方人也一样。只不过在做研究的时候，常常会忽略此点。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关系思维都不陌生，比如说我们办事时常常乐于找关系，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关系思维，即用熟人之间的关系来破解办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看中医，由医生给病人号脉、开药方，都是因人而异的。这都是关系思维。再如对人的称呼，对父母怎么称呼，对长辈怎么称呼，不能随便叫你父母的名字，但可以叫晚辈的名字，这些都是关系思维。只不过我们将这些放在生活的某个角落，特定情境下才会调用（这也是一种关系态），而没有把它当做研究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更也没有将它学理化。其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背后也是关系思维。我们现在需要把它学理化，来为我们增加观察过去的视角。

顾成瑞：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基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日常这种惯例、秩序都是处在历史中的人的行动资源。另一个是对于治史者来讲，我们对于既有史实的掌握越充分、越丰富，可能就具备了解读错综复杂的人和事的多种视角和基础，可以避免单线思维和后见之明左右其中。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叫作“观常知变”，因此日常统治研究这样一个范式是非常重要的。

举个例子来说，我自己关注的是政治制度史和赋役制度史。制度史的研究方面，以往我们是从各种零散的关于制度记载的“点”，勾勒其前后渊源流变的“线条”，再次是考察制度运行过程的“面”，最后是侯老师讲的人和制度的互动“空间”了。因此我想是否可将前面几个阶段称为实体思维的研究角度，最后是关系思维的角度。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902/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