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视野下的“韧性城市”(2)

孙海鹏：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城市最早经历了各种风险挑战，因此也最先开始思考如何规避风险并从中复原。19世纪后期，英国城市的爆炸式增长导致污染、拥挤等“城市病”难题，城市规划学界开始思考如何从整体上重塑城市发展路径，从源头增加应对风险的能力。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念。该理念首先强调“自足”，即核心城市的周围分布着规模不大的卫星城，城市与城市之间依靠便捷的公共交通相连。其次是重视“平衡”，即田园城市要综合考虑环境、生活和产业的一体化，城乡之间要协调发展，城市的扩张尤其不能损害乡村的发展。“田园城市”并没有停留在理念上，莱奇沃思和韦林是英国最早建立的两座田园城市。此后，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波兰、俄国、西班牙和美国都涌现出一些“田园城市”或类似称呼的示范性城市。

王琼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城市理念是规避风险的另一种典型理念，尤其是在德国、荷兰和瑞典，希望通过整饬空间形态，从源头规避城市可能面临的威胁。现代主义城市理念认为，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从而产生了贫民窟等一系列城市病。如果从这些城市病入手，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按照理性原则，使城市空间和建筑的结构与功能适应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要求，才能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良性发展。在现代主义城市理念中，城市按照功能划分成不同部分，每个部分以单一功能为主。1933年通过的城市规划文件《雅典宪章》是现代主义城市理念的集中体现，它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和城市的功能布局，保持“各功能分区之间相互均衡的状态”。有学者认为，《雅典宪章》是重视城市韧性的典型，因为该宪章追求城市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在城市问题已出现的情况下，旨在通过规划来使城市避免各种挑战，达到长久的稳定状态。

李文硕：田园城市和现代主义城市理念是二战前为降低城市风险而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概念，从规避和应对风险来看，韧性城市与它们有一脉相承之处，都旨在强化调整城市的适应能力。但不同的是，二者都只是从城市空间形态入手增强城市规避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前者主张城市与乡村相融合、后者主张按照功能严格分区，认为这样的城市形态能够应对城市所面临的内外部威胁，保障城市健康有序发展。但城市是复杂的生态系统，完全依靠空间布局显然不能全面培育城市的韧性。而且，无论田园城市还是现代主义城市理念，都没有摆脱工程韧性的线性思维定式，设想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城市的未来景象。它们没有从城市系统动态演进的角度出发，没有意识到城市的未来景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城市系统及其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日渐复杂，尤其是二战后，城市研究者对如何让城市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并尽快从危机中恢复过来，有了更深的认识。

主持人：请各位老师具体谈谈，二战后人们关于城市应对风险的深入认识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孙海鹏：城市系统理论是二战后城市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理论。城市不仅是由人口和产业构成的空间，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要识别和应对可能遭遇的干扰，单纯依靠物质基础设施肯定是不够的，需要一整套适应性的社会机制，保证公民参与、实现社会平等。经济多样性与调整能力、人口构成、社会团体的组织和应变能力，都是城市应对挑战的重要考量。因此相比于20世纪初，二战后学术界逐渐开始从系统的角度入手来理解城市如何应对挑战。1977年底在秘鲁利马通过的《马丘比丘宪章》认为，功能单一的城市分区会破坏城市的有机性和完整性，提出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应当保持和谐。这些论述与“韧性城市”的许多基本特征——比如系统的多元性、组织的灵活性——不谋而合，可以说向着今天的“韧性城市”理念又迈进了一步。

李文硕：除了从系统的角度理解城市和城市问题，这一时期，公民参与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就是在城市改造中了解市民的需求，以制定出合理的、科学的方案。20世纪60年代中期，无论是专业的城市规划人员，还是研究城市问题的学者，乃至政府官员，都意识到公民参与的必要性。美国联邦政府在1966年启动了示范城市项目，要求参与项目的城市政府为社区居民参与城市改造提供必要的渠道。英国政府在1968年成立了由住房与地方政府部长阿瑟·斯凯芬顿主持的委员会，以便设计一种公众参与规划开发的合适路径。公众是城市的使用者，他们切身体会到城市存在什么问题，因此公民参与不但可以激发市民参与的热情，也可以形成有活力的社会系统。这一点，也是后来“韧性城市”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720/5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