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与史学之关系刍议(3)

如若要考察中国古代的书写史，就不得不重视与“书写”相关的领域，重视相关的研究，大致说来，中国文字史、中国文献史、中国书法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学史都值得重视，此外，还有中国经济史、文化史、艺术史、制度史、法律史、宗教史、教育史、社会生活史、传播史等，也涉及到“书写”活动问题。

汉字的“书写”活动不仅记录语言还记录史实、表述心志、积累知识、记录人的思维，同时它也是史学的表达方式。

对书写活动的研究与史学研究都奉行“求真”的原则。真实性是史学的基本属性，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宋代史学批评家吴缜曾经提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⑥，尊重历史事实、真实记录历史事件是所有正直的史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史学家作史首先要求他所反映的历史是真实的，而人们对书写活动的研究同样需要做到求真务实。

研究中国古代的书写活动，可以运用马克思关于“目的——手段——结果”的理论以及关于“生产者——生产——产品”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认识“人的活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关键，也是认识活动的“真正对象”，他认为要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去理解与认识。⑦这些理论对于史学的研究同样适用，史学研究同样是以认识“人的活动”为出发点。

我国古代的书写活动要依靠历史资料和证据去认识和陈述。流传下来的历代书迹与文本是古代书写活动产生的成果，它们是研究书写者和书写活动的珍贵资料和证据，海量的古代文献和著述中也记载了许多与书写有关的史料，我国的政治制度史、宗教史、教育史、艺术史当中都包含了关于书写的史实，这些史实是记述我国古代书写活动的证据。史学的研究同样需要资料和证据来支撑事实的陈述和观点的表达。

中国古代的书写活动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发展过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书写活动的发生有特定的背景，对书写的研究应将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史学的研究同样是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

三、两者在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的共同点

汉字书写与史学在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也有不少共同点。从古至今历史的记载和编纂从未停止过，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众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不断记录人类前进的步伐，为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宝贵的历史著述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也表达了各种史学观点，陈述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以及治史之法，这些史料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的文字书写与其它民族、国家的文字书写相比是一种更突显、更独特的文化活动，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更加注重书写、重视文字。汉字产生以来留下了许多书迹与文本、文献，这些异常珍贵的书写资料在国家的兴衰更迭中不断产生、散佚又不断湮灭、聚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

不管是“私人性书写”活动还是“公共性书写”活动，它们都有交流和传播的功能与作用。“私人性书写”除了记录语言、表达观点外，很多时候还发挥着传递信息、传播理念、交流思想的作用，例如书信、日记、留言、契约等“私人性书写”，它们能够“遗数十言，致意千里”。而“公共性书写”的作用更是如此。我国古代从殷商时期便开始实行“史官制度”，其“记言记事”与“公共性书写”相异，为后代留下史料，在当时更是有其“当下价值”。如我国古代的政治机构颁布的政令，便是以文字书写的形式发布与传达，言语产生即消灭，而以文字的形式传播则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文字可以四海通达“简檄相传，望烽走驿”，“四海尺牍，千里相闻”。皇帝的诏书、圣旨、谕、敕，以及各级、各地政府机构的公共文书都是书写而成的，这些政令、文书的书写、传布活动都跨越了广阔的地域，将信息传播到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再如，中国古代佛教盛行，传经、取经、抄经、译经、解经等活动都是通过书写活动来完成；文人骚客创作诗词曲赋，创作文学作品的这一过程也包含了书写活动，这些书写活动既传播了知识又交流了文化。

史学里的各种文献，各个国家的制度史、教育史、文化史、经济史、文字史、宗教史等，同样起着传播文化和交流文化的作用。

由此可见，汉字书写与史学既有诸多共通之处，同时也具备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重要分支，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谱写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317/4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