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探索(4)

三、毛泽东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创新的影响与启示

毛泽东史学思想不仅对于其分析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方向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是李大钊，他的史学著作除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专著外，还有《史学思想史讲义》和多篇论文。在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的多篇论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动》《物质的变动与道德的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研究历史的任务》等，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述，还论述了唯物史观的进步性及其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接续李大钊关于马克思 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由于他经历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并成为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为李大钊之后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作出最为重要贡献的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聚集和影响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吴晗等。这些历史学家在建国前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视角，就中国历史与社会的重要问题开展讨论。这些重要问题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分期问题”“关于中华民族问题”“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等，这些讨论往往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道路选择密切相关。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发展重大问题的探索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一讨论与争辩过程不仅推动了具体历史理论与问题的探索，更使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得以推动。在这一时期对错误历史观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毛泽东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间的互动表现的尤为明显。例如，关于胡适的“实验主义历史观”问题，胡适反对唯物史观，“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的这一立场针对唯物史观的色彩十分明显。1940年，毛泽东曾建议历史学家范文澜对胡适的错误“有所批判”。此后，另一位历史学家翦伯赞发表了《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一文，从实验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根源、关于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关于点滴进步与历史规律等几个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开展了深入的批判[11]。

除了破除错误历史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攻击和影响之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还注重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积极从事中国通史编撰工作。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和阶级斗争作为发展动力等视角，作为新的中国通史体例，编写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述。这其中以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最具代表性。这些通史著作编写于20世纪30～40年代，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的这些历史著述是从历史观的角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在历史观基础上，他们与毛泽东的历史观高度契合，是毛泽东历史观在史学著述编撰方面的体现。例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正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提议下完成的。范文澜到延安后，在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演变》，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希望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组织编写中国历史读本。在《中国通史简编》编写期间，毛泽东和范文澜关于编写内容有过讨论，毛泽东曾提出不少建议。这部书出版后，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这部书不仅成为党内政治学习的重要教材，也成为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形成了一种范式。

建国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用历史教育党员和宣传党的政策，在党内和国内多次掀起学习唯物史观的高潮。建国之初，为了让广大党员干部能更好的适应解放后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毛泽东在党内提倡学习之风，他指出“事情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在此背景下编写了一套包括历史类书籍在内的干部必读书。而对于史学界的前沿问题他也高度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下，史学界著名的“五朵金花”问题争鸣，即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史学重要问题展开的争鸣，这些问题的争鸣虽然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总体上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历史科学的繁荣起到了巨大作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科学中的指导地位，也推动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深入研究。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215/3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