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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探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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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中国革命实践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依据 建党初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创新时
(二)中国革命实践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依据
建党初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创新时期。建党初期,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正确分析中国的阶级状况,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分析了当时中国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等诸多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政治诉求、立场观点以及应该采取的应对政策等。毛泽东从它们产生的历史环境、所处的经济地位出发进行分析,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分析。特别是对于当时“中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可谓颇具预见性,他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3]。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实际,毛泽东写下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篇章,运用马克思 主义历史观科学地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特别是从经济基础上分析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根本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并取得革命胜利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分析中贯穿了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和动力和前途。该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则是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著述,他以历史的视角,对比了中国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进而提出和回答了“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问题。该文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与发展的角度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该文是在全党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党的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建国以后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一探索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国情分析基础之上的探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一)运用唯物史观对传统史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高度关注,使得他深受中国传统史学思维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中,结合传统史学思维进行分析是一个显著特点。1958年,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借用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关于史学评论的论述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 条件:才、学、识。”[4]毛泽东还借用刘知几的史学思维,并将其运用到党的具体工作中,指出:“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能力。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有辨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毛泽东把传统史学中“史识”的思维,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判断力结合起来,提出要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同时,他注重对中国悠久历史的关注与研究,如1956年8月,他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历史总是要重视的……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卖国,要砍也砍不断。”[5]177
毛泽东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又主张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评与继承,注重立足于当下社会,主张“厚今薄古”,反对“泥古”和“复古”。他说:“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他还主张:“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毛泽东在历史评价上的“厚今薄古”是针对传统史学“厚古薄今”的批评和扬弃。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历史观中,“尊古”色彩较为浓厚,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往往是对于“先古圣王”的敬仰和崇拜,甚至到了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也要借助“托古改制”。虽然“托古”是为了在社会变革中减少阻力,带有一些功用性目的,但过度标榜“古圣贤人”,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与理念已经不能相适应。正如马克思所说,新时代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事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5]178。因此,建立在对当代社会发展思考与分析基础上的历史思维,要体现出“厚今薄古”的特点。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215/3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