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探索(3)

毛泽东对传统史学观点的批评继承和创新，体现出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来思考和看待中国社会发展，因此，他建议“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6]。他反对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忽视中国的特点，指出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534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历史思想已经是建立在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这个创新过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充分体现出来。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学习文献中，提出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指出特别要关注中国历史与国情，批判了“言必称希腊”的问题。他说：“不论是近百多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8]由此，他还提出辩证看待中西古今历史的关系，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做法。

(二)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与革命

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一部分就以“中国社会”为题目，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和社会性质，详细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及其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农民战争等问题。在这些分析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7]623-624。对于鸦片战争后进入到近代社会的中国，毛泽东则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他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理论，分析了这一社会性质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没有变，依然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要位置。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虽然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深受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影响，其发展有限且力量薄弱，并未构成中国决定性的经济基础。正是对经济基础的准确分析与判断，才认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毛泽东从古代中国入手分析中国历史问题，从历史传统分析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不是孤立的看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也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历史理论，而是在传统与国情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进而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

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维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显著特征。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明确反对把人口因素作为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这是针对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的批判，因为白皮书中说“中国近代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大幅度增长所产生的巨大压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会起到加速和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但它们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以“人口因素决定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观点，事实上否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以及这一主要矛盾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运用古今中外历史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美国一百四十七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9]。

(三)以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

在中国传统历史学的人物评价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英雄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即认为历史的创造者是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英雄人物”，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次要甚至微乎其微的。近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另外一种倾向是中国传统史学往往更注重人物的道德评价，以所谓正统史观和儒家伦理道德来看待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如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的评价。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应用于历史人物评价，虽然他关于历史人物的专门论著很少，但他在读书批注、各类讲话、论著的用典中多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在历史评价中善于议古论今，借历史问题阐述现实问题。由于毛泽东善于利用历史问题开展说理与论述，引用历史人物评价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运用历史人物评价已经成为他文章与讲话的显著风格。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对于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评价，他站在是否促进历史发展和进步的角度，而不是站在道德的角度进行评价。例如，在传统史学评价中曹操多被视为篡汉的“奸雄”，毛泽东则充分肯定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历史进步作用。他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这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因此，毛泽东提出传统史家否定曹操，“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10]。在对这些历史人物肯定的论据中，毛泽东更加注重从其对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从推动社会前进的角度加以肯定。更重要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日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形成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因此，在他的论著中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论述中，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高度肯定的。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作用，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就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 他更是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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