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3)

由于君主对资源的授予是一次性完成的，导致资源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分离，即名义上“普天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土地和人口的实际占有和使用由诸侯掌握。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对君主权力构成威胁。为了抵消诸侯的独立性，君主需要分封新的效忠于自己的贵族。新分封的诸侯越多，君主分割出的资源就越多。所以，分封制天生是一种消耗性的制度，君主权力的削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战国以降，各国不再采取分封制，而是设立郡县制，新征服的土地和人口直接控制在君主手中。在管理方式上，权力交给附属于君主的官僚集团。由此，官僚制度建立，而贵族产生机制中断。此时，君主对臣属支付的是粮食、布帛或者货币等终端型财富，接受者必须长期依附于授予者，才能源源不断获取资源，这使得官僚的独立性大大降低。附属于君主的官僚集团日益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与之相适应的是君主权力的不断加强和扩大。

从秦汉至隋唐，维护社会形态的中坚力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拥有附属人口和大量土地的豪族；另一部分是君主用政府资源培养出来的官僚集团。由于选拔机制经常被豪族所左右，所以两部分之间有相当的交汇度。

在贵族时期和豪族时期，贵族和豪族很容易成为君主权力的制衡者。但他们的存在，使国家自然拥有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同时，贵族和豪族有能力承担公共事务，为国家节省大量资源。由于社会运行成本降低，国家能在财政收入不高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扩张势头。

自北宋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平民化宗族阶段。由于没有了贵族、豪族的制衡，君主成为独一无二的权力核心，权力的专制属性日益明显。同时，由于没有了自我存在的中坚力量，君主需要通过资源分割培养、建立和维持一个社会中坚，这个群体高度依附于君主，大大加强了君主的权力，却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维持。这导致了一个奇怪局面：一方面是君主权力的不断加强，皇权专制属性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是君主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国家财政难以负担日益增长的开支。宋代的“冗官”“冗兵”“冗费”正是这种社会组织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宋朝虽然经济发达，财政收入总量巨大，但却呈现出“积贫”“积弱”的局面。

元朝是蒙古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其通过划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等级制度来实施统治。这导致元朝没有能够真正把社会成员融合起来，更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中坚力量，所以很快灭亡。

明朝建立后，通过科举制、官僚制甚至部分恢复分封制、重建民间士绅机制等方式迅速建立起新的社会中坚力量，为社会稳定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明朝构建和维护社会中坚的代价巨大。明朝分封藩王以及优待皇族后裔的政策，分割了大量财政资源；官僚集团的建立与维持也需要财政的长期支持；外部军事压力一直存在，需要巨额军费投入。以上诸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加重，明朝陷入收支恶性循环，最后走向败亡。

清朝也是非中原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清朝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民族藩蓠，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建立起融合各个民族的新的社会中坚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汉化，原中原体系的科举制、官僚制、士绅机制的恢复，这使得清朝拥有了广泛的统治基础，建立了稳定的统治。

余论

在拥有相对独立的中坚力量的社会中，社会中坚承担部分国家事务，降低国家统治的成本，但同时也对君主权力形成制衡，阻止君权过大，甚至会对君权形成威胁。所以在贵族、豪族社会中，君主权力经常会被逐渐消弱。

在平民化宗族社会中，由于缺乏对君主制衡的机制，君主权力会不可避免地日益加强，但构建和维护社会中坚力量的成本极高，所以，与君主权力加强同时发生的还有政府财政困难。为了增加收入，君主会利用权力增加从社会财富总量中的分割比例。宋代以后日益加强的君主权力、不断加重的财政危机、频繁的税赋制度改革，都是由这种社会机制所决定的。

日本和欧洲国家都长期存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坚力量。在欧洲是贵族和教会教士，在日本是大名和武士。稳定的中坚力量使得社会的群体关系、资源配置、价值观念等相对稳定，即使出现动荡、变革，也相对容易形成一个领导群体，进而引导民众、恢复秩序。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开国之后很快成功西化，其社会结构与欧洲国家相似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阻力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天然政治权利的社会中坚力量的消失，政权权利的赋予和获得需要通过科举、授官等特殊程序。经过长时段的历史演化，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文化和心理上放弃了与国家之间的本来应有的天然关系，认为政治权利与自己无关，从而对制度变革更倾向于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而不是积极参与其中。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210/3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