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2)

而中国早期国家出现主要是通过治水等大型公共工程完成的，战争是短期的、阶段性的，没有持久的频繁的征服，没有产生大量战俘的途径。在工具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奴隶的剩余价值极低，蓄养奴隶无利可图。所以古代中国没有大规模畜养奴隶。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族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基本组织原则，缺乏容纳大量游离人口的空间。另外，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华夷之辨、贵贱之分的思想，但总体上没有把人物化和工具化的思想基础。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很难形成普遍的奴隶制。

“族”视角下的中国古史分期

在中国历史上，宗族是既具有血缘属性又具有政治属性的组织，是影响社会运行的重要内容。从宗族演变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考察和分期，具有可行性。

从古代族与国的融合状况、血缘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考察，可以将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每两个阶段中间还有过渡期。

夏之前的时代为氏族社会。此时，尚未进入完备的国家阶段。血缘群体是社会的基层单位，也是政治单位，公共权力以血缘组织为基础建立，在族内进行传承。尧、舜、禹时期，已经出现跨血缘的政治组织。禅让制是公共权力从血缘组织向跨血缘组织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暂时性的首领推选制度，一旦公共权力与血缘组织建立固定关系，即恢复血缘世袭制度。

夏商周三代为贵族社会。血缘宗族与政治地位之间建立了固定关系，政治地位与宗族地位融合在一起，宗族地位决定了个体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相应在管理和任官方面实行世官世禄制，贵族具有天生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夏人以治水立国，多认同而少战争，政权基础是中央王朝与地方势力的互相承认，可以称为认同型贵族社会。商代通过战争建立，但商朝的分封是分散进行的，诸侯不是以王室亲属为主而是以军功贵族为主，可以称为事功型贵族社会。周王朝利用征服获取的人口、土地资源，将王室子弟分封为诸侯，血缘亲疏转化为政治等级；同时又重视政治婚姻，与异姓诸侯结成婚姻关系，使天下成“父兄甥舅”之国，政治与血缘完成融合，可以称为血缘贵族社会。

秦汉至隋唐为豪族社会。这一时期，政治地位与宗族分离，社会个体不再具有天生的政治地位，但宗族势力依然决定个体的政治优势。在用人任官方面，对个人自身能力的考察日益重视，如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形式出现；但在人才的评价中，大族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一时期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秦汉至魏晋时期，豪强地主势力很大，可以称为门阀型豪族社会；隋唐时期，豪族政治势力下降，但依然拥有相当强的经济地位和名望影响力，可以称为望族型豪族社会。

宋代至清代为宗族社会。这一时期政治地位与宗族完全脱离，除王室外不再有天生拥有特权的血缘群体，形成普遍的平民化宗族社会。在用人方面，重视个人才能而非出身，科举制成为选拔官僚的普遍方式。通常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宋代开始。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以后游牧民族对社会组织方式的影响。他们不断南下，多次打断宗族社会的正常发展历程，使基层社会在宗族组织形式外掺杂入其他内容，但总体而言，宗族社会的基本模式得以保存。1949年全国解放后，经过土改，宗族解体，原有社会的财产配置和社会组织基础被摧毁，中国传统社会终结。

综上，中国古史分期可以表述如下：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过渡期为尧舜禹时代）；贵族社会（夏至西周春秋，过渡期为战国时期）；豪族社会（秦至唐，过渡期为五代十国）；宗族社会（宋至清）。值得注意的是，过渡期在社会转型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过渡期多是社会动荡冲突的时期，动荡导致社会群体构成产生改变，促使国家制度和社会属性发生变化。过渡期的意义不容低估。

社会中坚与历史分期

任何一个社会及其制度的维持，必须主要依仗特定的社会群体。这些特定的社会群体构成维护社会形态的中坚力量。

战国以前，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是贵族。君主通过授予爵位，确定其政治等级；通过“授民授疆土”，使其拥有经济资源。贵族获取的资源主要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贵族的收入要依靠对人口、土地的组织管理和生产增殖来获取。所以，贵族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自给自足地存在，稳定地为社会形态提供支持。西周统治能够维持数百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贵族群体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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