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优秀的史学理论入门书——读张耕华教授《(3)

这就牵出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学术史课题，它带动着我们去思考学术背后的非学术因素，深入反思这个问题有助于实践工作者更加冷静、客观地研究古典学，为古典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鲜活的现实性与趣味性

笔者多年从事于“史学概论”和“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工作，深知教学工作的甘苦。广大同学对史学理论的印象往往是抽象、枯燥、不实用。除了加强该课程的问题意识之外，张先生的一些做法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比如，多数史学理论著作中，理论论说有余，趣味不足，可读性差。张先生在书中大量引用《参考消息》、《南方周末》、《文汇报》等报纸的信息，拉近了读者与史学理论之间的距离。此外，他在书中还多次引用古典诗词或现代文坛佚事，如借助浩然与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比较来阐明文学在求真层面上与史学的异同，从而使得该书更加生动活泼。

结论

综上所述，张先生的《历史哲学引论》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史学理论入门书，它体现了强烈的反思批判精神、精深的理论素养、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鲜活的现实趣味性，所以不仅可以帮助史学从业者在较短时间里了解本学科的属性，而且还有助于开阔读者的学术视野，确定自己的研究目标。对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沿着张先生的思路，继续对史学理论深入研究。当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张先生为了凸显历史学的特点，选择了与历史学差异极大的自然科学作为比较对象，这从方法论上来说有其便利之处。但是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毕竟差异极大，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对象最为接近，两者在一百多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提倡历史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联手的呼声不绝于耳，在实践上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社会史、文化史成果。如何在总结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讨论三个学科的异同，也许是日后可以继续深化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

由于该书具备了上述诸多优点，希望它的出版能带动学术界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趣，对扭转以往忽视理论的积弊有所匡益！

2004年以来，笔者曾多次为本院硕士研究生开设“史学理论与方法”，近两年来又为本科生开设“史学概论”。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反复阅读张耕华先生撰写的《历史哲学引论》，收获颇多。讲课之余也多次向学生推荐，反响很好。在本人看来，该书具有下列特点：一、强烈的反思批判精神一般概论性教材侧重于向学生传递该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张先生这本书虽然也是教材，但他对本书有独特的定位：“整理问题，梳理逻辑，找出症结，做点解释，其间也包含一些个人的理解。”①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引言”第3页，第14页，第3页。所以该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许多主流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如以前学术界有这么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②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引言”第3页，第14页，第3页。对于这个近乎盖棺定论的观点，张先生有不同的意见。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史实的确认与复原、对史事的理解与解释、对历史规律的概括总结、对历史意义的评价，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学科属性。在第一个层次，历史学家可以得出一些比较客观的结论，但只能是一些单称判断，与自然科学注重寻求普遍性命题存在很大差别；在第二个层次，各种风格的著述可以并存，与文学非常相似；在第三个层次，历史现象在一定情况下有“重演”的可能，但历史之理缺乏确定性，理论命题难以检验，所以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精密科学；在第四个层次上，史家非常注重对既往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借此来发挥激浊扬清的社会功能，与法学思维非常相近。这就对前面那种观点给予了有力的回应。作者对历史学的发展现状也表达了自己的忧思，历史学虽然是一门古老而悠久的学科，“但它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人常常不能自觉地去反思自己的研究活动，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性质常常未能有真切的了解”。③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引言”第3页，第14页，第3页。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学危机”论，看着三十年后史学发展的滞后性，令人不寒而栗！二、精深的理论素养史学理论教材讲述史学理论原本不足为奇，但该书不仅向读者介绍了诸多观点，而且展示了理论思维的特征，有助于后人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其方法表现为：（一）突破字面含义，深入准确地理解理论命题的内涵有不少史学理论命题，从字面上看非常荒谬，甚至与人们的常识有所抵触，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甚至连带着让人对史学理论形成负面的看法。所以张耕华先生多次提示读者慎防以辞害意，尽量澄清理论命题的具体语境，才能更加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前人的研究成果。比如柯林伍德说过，“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从一个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①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第191页，第55、59页，第244页。爱德华·卡尔和沃尔什认为这段话带有浓重的怀疑论色彩。张先生的看法则与众不同，他认为柯林伍德的观点，很可能是指历史的理解和评判上的差异，而不是指具体的史实；因为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判。②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第191页，第55、59页，第244页。此外，他还用同样的方法剖析了众多看似荒诞的观点，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非历史事实”等等，阐明了这些理论观点的合理性。这些论辩有助于澄清我们对史学理论的误解，提高学习者的理论思维水平。（二）敏锐地洞察某些理论的内在矛盾在作者看来，人们习以为常的认识有时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如客观主义与自然主义认识之间的关系。客观主义指历史事实先于认识并独立于史家之外；自然主义则指历史认识的形成是由外在的史实对历史学家的“给予”，所以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这种观点至今仍然有很大市场，张先生认为该理论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如果认为历史学家只能被动地、消极地认识历史，我们又何以知道历史先于认识并独立于历史学家之外?因为这个判断本身就是认识的结果。（三）以“对话”的方式分析两种对立的观点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形成一种“对话”的哲学传统，即与对方讨论问题时要在共同认可的前提下推进认识，苏格拉底的许多对话集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张耕华先生将这种精神融入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他对客观主义认识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分析极具代表性。在史实能否独立于史家存在并得以阐明的问题上，史学史上存在客观主义认识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两种观点。张先生的研究步骤是：1、在貌似对立的两种观点之中找到了两者共同认可的前提：第一，“两者都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尺度来衡量历史认识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第二，两者对“造成历史认识失真的原因分析也基本一致，即两者都把历史学家的存在看作是一种破坏认识客观性的消极因素”。2、对他们共同认可的前提加以反思。他借助于现代思维科学的研究成果指出，认识总是在认识者具有一定意识准备的前提下展开并完成的，他称这种意识为“认知图式”，“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主体一方面用先存的认知图式去操作加工，以形成客观的图式；另一方面，又以客观的图式为蓝本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图式。随着认识活动的不断深化，主体的认知图式越来越逼近客观的图式，主体也就越来越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这是一个主客体图式的双向建构过程。”③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第191页，第55、59页，第244页。这就准确地区分了主体与主观的差异，从而深化了这个话题。在这个论辩的过程中，他首先找到了矛盾的症结，即两种理论都将主体完全等同于主观，并认为它的存在影响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而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主体与主观的区别与联系。如果后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寻找一个共同认可的平台与他展开对话，推进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三、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的紧密结合不少从事历史研究实践的学者对史学理论深怀戒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看不到史学理论的实用价值。张先生本人尽管主要从事史学理论研究，但是有很好的实践研究的基础，如本科时期受益于王家范教授，王先生“治中国史，擅长理论思辨”；研究生时期，他“专修中国古代史，导师简修炜先生也是擅长论史的，他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但也撰写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④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第191页，第55、59页，第244页。正因为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训练，所以他所讨论的每个问题，几乎都是实践研究中容易遇到的问题，对从事历史研究实践的学者们也有很大的启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表现为开阔史学家视野，寻求更多的研究课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方向。在此，以他对著名的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时代”思潮的研究为例加以说明。对于这两个思潮的此消彼长，实践工作者更关心哪种学术思潮更为合理，张先生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对顾先生提出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做了一种新解读，“这种历史叙述的演化，有多少是与史料的新发现有关？有多少是与学者个人的学识，以及他的个人性格、经历和阅历等有关？有多少与那个时代和社会相联系？换言之，历史叙述在何种程度上只是叙述者的个人故事，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故事、时代的故事？为什么它会表现为一个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的过程？某一层面的叙述建构是出于何种因素的制约？它的解构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当年顾先生解构了千百年来视为天经地义的‘古史系统’，何以会引发一场司法纠葛。今天，为什么又有‘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其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现实要求？有多少是出自纯粹的学术原因？”①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这就牵出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学术史课题，它带动着我们去思考学术背后的非学术因素，深入反思这个问题有助于实践工作者更加冷静、客观地研究古典学，为古典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四、鲜活的现实性与趣味性笔者多年从事于“史学概论”和“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工作，深知教学工作的甘苦。广大同学对史学理论的印象往往是抽象、枯燥、不实用。除了加强该课程的问题意识之外，张先生的一些做法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比如，多数史学理论著作中，理论论说有余，趣味不足，可读性差。张先生在书中大量引用《参考消息》、《南方周末》、《文汇报》等报纸的信息，拉近了读者与史学理论之间的距离。此外，他在书中还多次引用古典诗词或现代文坛佚事，如借助浩然与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比较来阐明文学在求真层面上与史学的异同，从而使得该书更加生动活泼。结论综上所述，张先生的《历史哲学引论》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史学理论入门书，它体现了强烈的反思批判精神、精深的理论素养、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鲜活的现实趣味性，所以不仅可以帮助史学从业者在较短时间里了解本学科的属性，而且还有助于开阔读者的学术视野，确定自己的研究目标。对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沿着张先生的思路，继续对史学理论深入研究。当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张先生为了凸显历史学的特点，选择了与历史学差异极大的自然科学作为比较对象，这从方法论上来说有其便利之处。但是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毕竟差异极大，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对象最为接近，两者在一百多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提倡历史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联手的呼声不绝于耳，在实践上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社会史、文化史成果。如何在总结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讨论三个学科的异同，也许是日后可以继续深化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由于该书具备了上述诸多优点，希望它的出版能带动学术界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趣，对扭转以往忽视理论的积弊有所匡益！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128/3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