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宁可的“教书匠”情怀(2)

父亲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时，抗战已经胜利，西南联大也迁回北平，恢复原有校名。1947年，父亲考上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上到二年级，就和母亲以及好友赵立生等同学一起奔赴了解放区。随着解放军一起重回北京城时，他已经成为一名革命干部。父亲先是被分配到东四区（今属东城区）区公所（后改称区政府）文教科，担任过科长，管理范围包括本区的中、小学，负责招聘当时非常紧缺的中小学老师。因工作需要，经常要在群众会议上讲话，他穿着上衣，背着挎包，面对着群众，越讲越兴奋，不知不觉地把上衣扣子一颗一颗解开，又一颗一颗系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情况复杂，各区干部都有配枪，衣服扣一解开，腰间的配枪自然曝光，估计父亲自我感觉也很神气。不料有人举报说父亲故意露枪耍威风，为此父亲专门做了检讨。检讨早已成过眼烟云，但仍能想见，刚20岁出头的父亲，作为年轻的革命干部，在群众面前讲形势、讲政策，那种意气风发、口若悬河的场景。

从文教干部转型成为“教书匠”，源于随后的几次调动。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工作，1953年，调到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1954年参与筹办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并于次年参与创建历史系，开始成为真正的“教书匠”。父亲年纪轻轻，只有26岁，资格却很老，与成庆华、戚国淦两位先生一起跻身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元老级的“三驾马车”。父亲刚上讲台，却受到质疑，主要原因是有人认为他的学历和资历都不够。学历仅是大学肄业，上到大二就奔赴解放区参加工作，教书资历更是属于零起点。当时，初建的师范学院历史系老师主要是各中学的骨干教师，如齐世荣、谢承仁等先生。关键时刻，成庆华先生给予了父亲很大帮助和鼓励。他看重父亲的人品，欣赏父亲的才华，相信父亲一定能在大学讲台上作出突出成绩，还主动让父亲参考自己的讲义。父亲可谓负重而行，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大学讲台上耕耘出一片沃土，不负成老先生所望。父亲和成庆华先生的友谊经受了顺境和逆境的考验。“动乱”的特殊岁月，两人都“落难”，私下仍然秘密来往，时刻关心着对方安危。我和妹妹宁静、宁卿以及成先生家的第三代小光（大名成光，成汉昌老师之子）都曾经充当过联络员角色。

这种友谊加亲情，不仅保持终生，还延续至他们身后。成庆华先生1996年去世，2010年，父亲拿出自己的积蓄创设“成庆华宁可优秀学生奖学金”，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年轻学子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勤奋耕耘，也是为了纪念成庆华先生对后辈的扶持和对历史学科建设的贡献。这种薪火相传的方式，使两位老先生的情谊以及对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的期待延续到他们身后的绵绵时光。

20世纪70年代初，宁可与北大老同学在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门前合影，左起依次为汤一介、宁可、赵立生、石谷、冯登泰、吴增琪。

　　“马奇诺防线”

父亲选择历史专业，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上高中时，他喜欢天文学，读了好些书，还撰写过《天文望远镜发展简史》（上、下），发表在《中央日报·科学周刊》1946年8月21日和8月28日两个版面。作为高中生，他的论述已经很专业了，还配有各种图表。但因不喜欢数学，上课不用心，私看课外书，成绩不佳，只好放弃学天文学的志愿，将理想改为从事天文学史研究。报考北大历史专业，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入学前，已经设想把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为《中国天文初期史》。但考入北京大学后，父亲的兴趣逐渐从仰望星空转向回望历史，原先对天文学的喜好逐渐淡化乃至边缘化了。

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虽然只上了两年，但这段经历对父亲影响至深。父亲说：“两年时光不比一张纸厚，也不过在历史的浓云中撑开一条小缝隙。可就在这两年，中国历史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我也在时代潮流的激荡推动下，从一个不解世事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开始走上自己道路的青年，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是进入了一生的拐点。”（《流年碎忆》）

父亲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北大上学时，邓广铭先生在课堂上强调，人说史学系是北大的“马奇诺防线”，中国史更是史学系的“马奇诺防线”，你们现在已经守在“马奇诺防线”上了。由此可知，北大史学科有坚实的基础和雄厚的实力，邓先生对史学系的底蕴和未来抱有信心。那时，全系教师共12人，计有教授7人（郑天挺、毛准、向达、余逊、杨人楩、张政烺、韩寿萱），副教授1人（邓广铭），助教4人（杨翼骧、胡钟达、王树勋、汪篯）。父亲所在的年级共40人，济济一堂，国内少见。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2/0422/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