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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史学的内涵？
是二十世纪刚开始的两年。 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两篇文章，批判传统史学，倡导新史学。 这两篇文章分别是《史叙论》和《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宣言》。梁启超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他认为，传统史学“发达”，但没有受到广大国民的教育，只是帝王的“政治教科书”，与国家、事业无关。 他倡导开展“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重写史，史学革命开始了。
新史学的宗旨是为全体国民写历史，写全体国民的历史。 新史学倡导进化论史观，更新传统史学复古、循环的史观； 新史学以全体国民为中心，一改传统史学，以皇族王朝为中心的新史学以全体国民为读者对象，重新为帝王提供借鉴。
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与世界范围内的新史学革命基本同步。 十九世纪末，西方开始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二十世纪初，逐渐形成系统的新史学理论，以法国三十年代创立的年鉴学派为标志，新史学逐渐成熟。 不仅有世界范围的大背景，也有旧的特殊历史背景。 战争后，受到外来入侵，民族自强、拯救生命，世界的压力迫使学者对传统进行反思，包括传统史学，这位人自负是一门具有光辉优势的学问。
梁启超在《新史学》上指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与“二病”。
《四弊》中“一曰知有朝庭，不知有国”，指出传统史学是为封建帝王统治服务，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二曰知有个人，不知有集体”，传统史学主要记录社会个别精英人物，帝王将相认为这些人物创造了历史，否定了广大群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三曰，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即传统史学只记录过去的史实，而不关注史学在当今社会的责任。 史学提倡注重发挥历史学研究的社会作用，而不是被困在“象牙塔”里。 “四、知事不知道理想”，就是传统史学只关注历史事实，缺乏理想。
“四弊”之所以产生“二病”:一是“能叙述而不能另立”，二是“能袭击而不能创作”。
梁启超的新史学提出了进化史观，认为史学应该是研究者们的进化现象。 他给新史学下了“历史学家讲进化的现象”的定义。 具体来说，“进化者、不往返者、进化无极性者都是。 学问属于这种东西的，叫做历史学。 ”也就是说，新史学必须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进化现象。
如今，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似乎有积极的意义。 从历史观的发展脉络看，从重天命到重人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从重视个人作用到重视人群作用，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梁启超的新史观只强调关注人群，而不强调关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地理、制度、文化等因素，显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这与半个世纪后，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提出的三个时间段理论有很大的差距。 与此相反，布洛代尔认为，他更重视自然、地理、气候等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长期因素，相比之下，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则显得不太重要。
梁启超新史学注重历史哲学。
他指出，要通过研究分析人类的进化现象，历史必须得到“公理公例”。 这个“公理公例”指的是历史哲学。 他说：“疏忽哲学理想的人，对良史没有好处。” 要成为良史，必须有历史哲学为指导。 这与西方的新史学也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新史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先存成见，反对以历史哲学为指南，认为这正是传统史学的弊端。 从历史学发展的实际来看，西方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历史哲学导向、偏误，把历史研究引向政治导向的歧途，历史研究成为政治附庸的教训不小。 西方新史学主张“问题史学”，首先提出问题，有问题地进行研究，不能让传统史学倡导的史料来讲，相反，要拷问史料。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2/1212/6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