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史、性别史、环境史，历史研究为何越来越(3)

不过，政治史的衰落并不代表史家不再重视政治权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是反映了研究角度的变化。与兰克史学注重政治精英的作用相反，当代的史家更重视检查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渗透。近年兴起的记忆研究热，便让许多从业者看到政治对公众记忆的塑造产生的重大影响。诸如纪念碑的树立、纪念馆的落成、纪念仪式的策划和举办，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一种政府的行为。

传统政治史的式微及其转型，反映了当代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革新。专注政治人物的传统政治史，档案的批判和使用至关重要。但如果史家的研究兴趣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那么政府档案便只能反映其中的一个侧面。记忆研究之所以能改造传统政治史，正是因为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与以往大相径庭了。因为政府档案往往没有记录社会和大众层面的历史活动，史家必须通过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获取信息和资料。而如果想深入分析、调查大众的行为，那么社会学、统计学、人口学等方法的采用，就变得势在必行。因此这些史学方法层面的变化，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自下而上”、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历史研究趋势，相辅相成。

但除了向社会科学靠拢，当代史学方法的最新趋势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全球环境史的研究，让史家开始注意使用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学、气候学乃至孢粉学等新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这些学科能帮助史家深入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些史学方法革新的新气象，也为资深史家所认可。法国史和新文化史的专家琳·亨特，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时代的历史学》一书中指出，20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主要受到四大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族群和认同的观念。但她在书的结尾、展望历史学未来的时候也指出，历史研究一向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若要深入了解个体、个人，那就不但需要借用心理学，也要借助生物学的方法。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王晴佳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在史学中把人作为生物并与其他生物种类一起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角度。近年已经有不少史家开始从事人与动物、生物关系的“跨种类”

(interspecies)

研究。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在美国出版之后，迅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间接帮助了动物史研究的兴起。戴蒙德指出人类驯养动物，使其成为家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演化。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牲畜的致命礼物”，也即各种瘟疫，比如天花、流感、疟疾、肺痨、麻疹等等。

近年的动物史研究者强调，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必须突破人类中心的主导思维，尝试如何从动物的立场来考察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由此来突出和强调人类与动物共存、互助的观点。这一崭新的研究取径，与大历史、环境史等其他新兴学派一起，参与和推动了“后人类主义”的思考，批判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哲学传统，由此而代表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思潮

（顺便一提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病疫的暴发，将会有助于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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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史与性别史，开始被国际史学界重视

以总体而言，人类及其活动仍然是当今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但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和政治属性，比较忽视人的心理、情感的层面。这一倾向在近年开展的情感史研究中，得到了一些纠正。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这是国际历史学会成立以来首次在非西方地区召开该会议。而在那次大会上，情感史成为会议的四大主题之一，可见对其重要性的认可度。

对于人类情感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剖析，一般采用的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等方法。但在近年的情感史研究中，自然科学、特别是脑神经医学的最新成果被史家所吸收和采纳，由此而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和热点。当然，科学家与史学家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似乎还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注重的是发现

（比如通过对脑神经、细胞活动的变化）

人类行为的共性，诸如罹患忧郁症的病人，其脑部神经的相同点，从而对症下药。史家自然也希望揭示人类情感的共性，但更注意在一定的时间段中考察这些共性的形成，并探究其与社会氛围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举例而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之形成和特点，不但是情感史研究的重点，也足以反映历史研究注重时间的特性。因为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近代的产物，虽然受人推崇和赞美，但其稳固和长久性则往往不如前近代的传统婚姻模式。因此对婚姻和家庭组成的研究，能比较充分地展现情感变化的历史性。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303/3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