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史学理论研究》期刊栏[01/26]
- · 《史学理论研究》投稿方[01/26]
- · 史学理论研究版面费是多[01/26]
大谱师:区域史研究与族谱、方志等史料价值问(3)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
摘要:所以,族谱、方志以及碑刻等资料,在区域史研究中,既可起到补史的作用,能够填补正史文献的不足,又可以佐证正史的记载,丰富正史的研究。 三、
所以,族谱、方志以及碑刻等资料,在区域史研究中,既可起到补史的作用,能够填补正史文献的不足,又可以佐证正史的记载,丰富正史的研究。
三、史贵有据、史贵征实——区域史研究中方志、族谱的使用
区域史研究必然涉及到文献史料的使用问题,史料的可信度直接影响到区域史的研究。但是,这种族谱或方志性质的文字可信吗?民间传说能够用来研究历史吗?这是史学研究中一直不敢正面回答的问题。但是,就如前面明初移民的三个现象,如果仅仅因为官方或正史文献等没有记载,就无视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恰是因为官方文献缺失或故意消弥这些规定,才使得这些族谱、方志和传说具有了研究价值和意义。“礼失于朝,而求诸于野”的探求方法早在古代就已被采纳,而今民间流传、田野调查、口述史料也得到了认可(虽然限于某种程度上),所以无论是史料来源或研究方法上,都不能视族谱、方志为无用之物。
但是,这并也不是说族谱、方志等资料就完全可信可据。如地方志,就存在着许多问题,查看咸丰九年(1859年)编纂的《固安县志》载:“犹龙书院,在县治东,傍长贞观,今废。”[6]260其实,早在公元1741年编纂的县志中就有“犹龙书院,在县治东,傍长贞观,今废”。这说明后来编纂新志时只是原文抄录。其他县志也有这种现象,有的建筑在康熙时县志中记载“已废五十年”,而到光绪时的县志仍是“已废五十年”。所以,使用方志时,一定要前后参详、互校。再如今廊坊市安次区,原明清时期的东安县,其县治曾在历史上有过五次迁移,恰因为几个版本县志和同一版本县志不同之处文字记载稍有差异,加之后人理解有误,致使产生了六次迁移的误识。康熙《东安县志》卷二“沿革”之“古郡名”,该记载为“安墟,古名;安次,汉名;修市,汉名;安城,魏名;崧州,辽名”①。该志卷二“古迹”中有“崧州城”记载:“在县治西北七十里,辽称城,古喇王店,即今机察王是也。”②但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却都记为“辽古喇王所置州”,如乾隆《东安县志》“古迹”中有“崧州城,在县治西北七十里,辽古喇王所置州,即今之机察王村也”③。民国《安次县志》为“崧州城在县治西北五十里,辽古喇王所置州,即今稽察王村也”[7]64。民国县志与乾隆县志此处所记,除了“机”与“稽”字不同、道里远近不一外,语意并不相左。这说明清代初年①还能正确记述以前的地方古迹演变,至乾隆时编撰地方志的人开始附会演绎,把“古喇王店”②丢掉“店”字而变成“古喇王”,以与“今稽察王”的“王”相应,将一个村名转讹为了辽国的某个王,把崧州城的“州”理解为州县行政区划了。民国时人编撰志书,往往只照录前人,少有更订。今人不但沿袭,还把崧城视为辽属安次的州治,因而也就有了安次曾迁治于崧(州)城的说法。
秦进才教授几年前在对明清畿辅方志修纂类型与修纂群体的研究中,发现了方志修纂中的大量问题。他通过考证,级别较高的方志问题较少,如《顺天府志》强于所辖各县县志;名人编撰的方志,优于一般秀才、举人编撰的方志,如章学诚修纂的《永清县志》。康熙《顺天府志》③晚于康熙《东安县志》④,康熙《顺天府志》就有明确资料来源,如《明史》《读史方舆纪要》等,而由县级地方攒凑人员编撰的康熙《东安县志》及乾隆时《安次县志》都无资料来源说明。
族谱资料也是如此,需要考证记载真伪。如前述文安县西码头村陈氏族谱的来源考证,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编而成的族谱中,《文邑·陈氏族谱·引言》记述:“余陈氏之由来久矣,其先不能尽详。自始祖於洪武年间传自小兴州,始迁文邑之文庄而西马头村卜居焉。”但魏隽如指出,靖难之役在河北平原中部重造了一大批新的无人区,使洪武移民的成果大都无存,易县、满城县、雄县、安国县这4个县只剩5个村存有洪武年间来自“山西小兴州”的移民。[8]179-186而且,明朝最早从山西向京南移民始自1402年9月,而靖难之役于7月结束,这说明朱棣为掩盖自己在河北的虐杀暴行,在靖难之役结束就立即“迁民实畿辅,河北全省皆然”[9]743。后来到19世纪初⑤陈氏族谱又有“始百义公,自……明永乐年间从民迁于直隶顺天府文安县西码头村”,“始祖百义,明永乐年自山西洪洞县小兴州卜居文安县”。即永乐时期从山西洪洞县小兴州迁来。但在1990年代,陈氏族人整理祖茔时发现一幢石碑,碑文载:“粤稽始祖宣德时因避兵变至此,择其咨厚遂家焉。越百三十余,祺子孙日益繁衍,下不百余人。……肇基以来,历有隐德,积之四世而太监公出矣,聪敏特达,茂著弘勋。”这是陈氏第四代子孙陈学在明代所立,但宣德时并无兵变。文安陈氏究竟何时、由何地、因何因迁来,陷入困境。21世纪时经访查,沧州黄骅大科牛村的陈氏竟与文安陈氏同源同祖,《大科牛·陈氏家谱·沧州陈氏原序》⑥载:“始祖父讳静,原仕於金陵,建文帝为礼部尚书⑦,及成祖南伐不屈死难,恐祸及身,潜游境外,扫迹灭形,故随母舅刘姓迁居直隶河间府沧州东北乡百里之遥……至永乐崩后,仍复陈姓,由始至今已历六世……至於我始祖兄弟而同来者有伯仁、伯义、伯礼徙居文安县西马头,又有伯益、伯河迁居庆云县城东门口,亦须知之云。”《原序》中又有,因恐祸及身,“故先人之遗言,曰: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小洪村人也”。再考稽1402年“壬午殉难”礼部尚书陈迪死难及后人史实,详细分析《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安徽《宣城古县志》等正史、方志资料,才可推知文安、黄骅等地陈氏祖先真正迁于安徽,是于1402年避难北逃,于1404年分别隐姓埋名定居下来。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303/3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