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谱师：区域史研究与族谱、方志等史料价值问(2)

当前学者们对明代移民研究多以《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为基本史料，再加之以浩繁的诏令奏议、秘案文档，以为无上述史料基础则研究不信不立。但是，无论是研究一府一县一地的区域史，还是研究制度史、文化史等之外的普通民众的生活，都无法依靠上述正史文献资料。国内史学研究“最大的空缺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史学研究需要从点点碎影中修复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4]109。但“来自底层的历史”、普通人的实际生活确实难以记载于正史文献，这就使民间的族谱碑志、文集传记、故老传闻以及地方志书在区域史研究中更具价值。例如，有学者从“明初拟定的同姓同宗不得迁居一处的分派方案”考察了华北移民分姓的原因，[5]就很具有开创精神。这些来自民间和实地考查的资料，在具体而微的探寻中更可能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因此，中国浩瀚的官方文献，虽然有助于区域史尤其是较大区域的研究，但府县区域，一村一镇，一族一地，或较小自然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区域的研究，却无法完全依靠官方正史记载，这就使得方志、族谱、民间传说及以田野调查具有了史料补充和研究方法上的价值。

此外，史学研究应该更关注人，中国传统史学很重视人物传记，正史中单独一部分体裁是专门记述人物的，如《本纪》《世家》《列传》。然而近20年来人物研究已被视为不登学术殿堂的小儿科，家族谱系研究被排斥在严谨学术行列之外。其实，区域史如府、县地方史研究中，宗族、人物的梳理和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份量。以文安县大柳河乡西码头村陈氏宗族为例，这是文安县史、大清河流域史、清代京南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的家族。如人们只熟知顺治、康熙、乾隆及名臣于成龙、方观承治理永定河，却很少知晓陈仪的《直隶河渠志》。直隶大小70多条河流，他亲自勘测了十之六七，熟于直隶水患原因和治理方略。时人评价“前有郦道元，后有郭守敬，公实兼之”。可见其功业和能力。无视他对京津冀一带水患的勘察、治理，则难以理解乾隆时期治水工程的规划和实施。又如曾任台湾知府的陈玉友，从其可知清朝收台后对台治理的困境与艰辛、台湾土著与大陆移民的关系、官场倾轧的险恶、赴台官员携眷育子之规定等。还如清末的陈德沛，对清朝灭亡原因的独到见解，应为学界深思；辞官归乡后，在文安办全制女子学校，启民国民间办学、办女子学校之先河，为研究民国初年各地新学、女学提供了详实的史料信息。这些陈氏家族中的翘楚人物，是区域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文化的代表。他们既是文安这个县域内的名人，又是京南士子的代表，还走向了全国政治舞台，由他们既可以了解县域的、京南的历史风土人情，又可以丰富对清代整个政治和历史的认知。“在区域史研究中，无论是从内到外，还是从外到内，虽然路径不一样，但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某一个区域，进而更好把握历史整体。”[1]

依赖族谱、方志研究区域史，会更接近于历史的真象。例如，在清代宫廷档案、会典等官方史料以及《畿辅通志》《永定河志》《顺天府志》等志书记载中，清初康熙对永定河水患的治理，都表现出他忧国忧民、爱民如子的形象，现代学者的研究也基本如此定调。但实际上，从霸县、永清等县志来看，霸县、永清等境内几乎全为八旗贵族圈地，开挖新河道、将永定河改流安次、永清交界，实际上是避开圈地，将水患引入圈地少的安次境内。因此，如果仅从清廷档案、上谕等来看，就会偏离治河的初因。另外，以往史学研究中的“人”，基本上是抽象的“人”，而区域史就应展现和剖析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是“有生命的个人”，有鲜活性格的形象的人。《文安县志》中有“二十二节烈传”，既是对1636年“丙子胡乱”（满族骑兵突袭大清河一带）乃至明末清初之际北方动荡社会的直接反映，又是对京南各府县汉民女性情感、忠烈价值观、家族女性教化等多方面的真实写照；既有祖孙几代人慷慨赴水的群雕，又有“素娴弓马”“登楼发数矢”的独描。朝鲜使臣的这篇追记，使人读来有如亲临其境、亲睹其景之感，以往历史尘埃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区域史研究不再使人感到枯燥、干瘪、无生趣，它使以往的历史鲜活地展现在眼前，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活起来，每一个场景都清晰起来。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303/3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