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宁可的“教书匠”情怀(3)

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时，父亲在《光明日报》撰文《回忆在北大受业时的四位老师》。这四位老师是张政烺、余逊、杨人楩和梁思成，都是我们这些后学高山仰止的大家。父亲还曾为邓广铭先生的《隋唐五代史讲义》和《宋辽金史讲义》撰写前言，文中回顾了邓先生对他的教诲和期望，以及北大史学系其他老师和他们讲授的课程对父亲坚守史学研究领域“马奇诺防线”的深远影响。

从父亲留下的讲义可知，自北京师范学院创建历史系不久，他陆续开设过“中国通史（先秦到宋辽夏金元）”“隋唐五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等课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开设过“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资本论〉选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专题”“历史科学概论”等课程。这些课程与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即中国古代史（以隋唐五代史为主）、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史学理论有关。

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抚摸着他遗存的厚厚一摞讲义，紫皮硬壳，封皮写明讲义的课程及时间，活页蓝色格线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娟秀内敛的小字，整齐有序，分隔栏中时常有补充或提示文字，感慨万分。最早的讲义是20世纪50年代的，最新的讲义是20世纪90年代的，有通史课的，有专业课的，有研究生研讨课的。目前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的有：《中国通史（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讲义》《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东汉—元》（1954）、《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宋辽金元》（1956）、《宋辽夏金元讲义》（1956）、《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1957—1958）》《中国通史：先秦—晋南北朝》（1980，北京大学讲义修改稿）、《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20世纪80年代）、《〈资本论〉选读》（1986）、《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专题》（1992）、《历史科学概论》（1959—1981）。上述手稿总计约150万字，部分内容是重复的，其中部分比较完整的讲义经整理后收录到了由郝春文和我主编的《宁可文集》第十卷之中（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讲义凝聚着父亲的心血，伴随着他不断探索和追求，伴随着他经历种种坎坷和磨难，也记录了父亲半个多世纪从青涩到成熟的“教书匠”生涯。

我曾经旁听过几次父亲讲课，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课语言干练，逻辑缜密，深入浅出，生动而幽默。整节课他没有一句寒暄，也不夹杂与本课无关的语句，往往一节课结束就是一篇完整、严密的文章。他全身心沉浸在历史情景中，不仅将学生带进历史，还启发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最令学生佩服的，是父亲的结束语往往与下课铃同步。

　　沉浸于历史的时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父亲给研究生开设的主要课程“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可谓他“教书匠”生涯的“点睛之笔”，也是他“教书匠”生涯的收官之作。这或可看作父亲在坚守“马奇诺防线”基础上的伸展。

父亲对历史地理感兴趣，始自在北大选修杨人楩先生世界历史课时。杨先生上课伊始，先指定参考书，其中就有俄裔美国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的《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史》。《古代东方》的导言部分讲到古代东方历史形成的诸多条件，其中，地理环境一节尤其令父亲感到惊叹，原来地理和历史的关系是这么紧密。父亲遂以有限的英文水平吃力地通读一遍，从此对地理与历史关系产生了兴趣。杨人楩先生期中进行了一次考试，除了二三十道名词解释外，还有两道大题，任选其一，父亲选做的是“地理环境对古代东方历史的作用”，不仅得了高分，也更加激发了他对历史地理的兴趣。

历史的发展演变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历史工作者穿越今日时空、沉浸于历史时空的方式。将历史与地理结合，是一门理论结合实践的科学，正如书和路的关系。如何将历史与地理进行结合，则因人而异。

父亲出生在上海，幼年时跟着我爷爷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安南（越南）、柬埔寨等地生活，后又随着我爷爷回国，先后从江苏、湖南、湖北、贵州到四川，考上北大之前（1946年），历经14所学校；转型为大学教师后，各地的考察就与读书有机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后，他走出国门，因公因私去过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算下来，还不如母亲通过“欧洲若干国游”去的国家多。但惊人的记忆和细致的观察力，以及“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底蕴，使得他的出游，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游山玩水。

父亲的“行路”，并不限于自身的出行，他亲自组织和主持了三次考察，1981年的“丝绸之路”考察，1982年的“河东两京”考察，1984年的“唐宋运河”考察（父亲因故未能参加实地考察）。学者们历经数万公里，走访数百处考察点，留下了《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晋秦豫访古》（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三本考察游记。现在的学界对考察和调研已经习以为常，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几次考察确有引领风气之先的效应。这些考察的经历、见闻，对父亲来讲，也属于沉浸式的学术体验。考察队员高世瑜（时为《历史研究》编辑）在追忆时提道：“一路多见佛寺，而我对此一无所知，记得最清楚的是宁先生在各处为我们实地指点、讲解佛塔的种类、形制、建筑以及各种佛像的前世今生、姿态、寓意等等，我第一次知道了窣堵波式、楼阁式、密檐式、金刚宝座式等各种佛塔以及其他佛教知识。当时只知宁先生是唐史专家，不料竟有如此丰厚的佛教学问，令我惊讶也令我钦佩。”当时，考察队一路考察，一路吟诗作文，一路欢声笑语，队员们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戟、张海瀛、阎守诚等教授都曾撰文回忆，父亲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终身队长”。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2/0422/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