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史观·史学——漆侠先生与他的历史研究(2)

1952年，《历史教学》杂志开展评价史可法的讨论，范文澜先生鼓励漆侠先生撰写文章。漆侠先生初次运用辩证法理论，撰成《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历史教学》在刊发时加了编者按：“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自在本刊展开讨论后，很多读者都参加了讨论，但因本刊篇幅所限，很多稿件未能发表，现漆侠同志寄来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一稿，本刊讨论结果，认为所提意见，均与本刊意见一致，兹特发表作为史可法评价问题在本刊讨论的结束。”由此可见，漆侠先生既深得北京大学实证史学基本信念和原则的真传，又直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照耀，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晚年时，他欣然接受学界对他“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20世纪前半叶，宋史研究的主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处境密切相关，多是围绕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等问题而展开，王安石新法颇受学界关注。漆侠先生读了梁启超等人关于王安石及新法评价的著作，认为这些论著对王荆公新法的研究还很欠缺，还有重新研究之必要。他始终认为，不能仅就王安石变法研究王安石变法，而是应把王安石变法当作北宋时期最为关键的政治、经济问题来研究。他的大学和研究生论文都是以《王荆公新法研究》为题的，从北大肄业后仍然继续深入研究，直到50年代后期，浸透他很大心血的《王安石变法》出版。这部书的问世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有关王安石变法原因、性质、过程的论述乃至史实考订大都被编入大学、中学教材，成为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范本。《王安石变法》在海外多地也都有流传，可以说是漆侠先生的成名作。

邓广铭先生在总结自南宋至20世纪的王安石变法评议、研究时认为，八九百年来，大多数论著不是因为材料欠缺，就是因见识不高而未能真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只有“在5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侠教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作”。这个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尤其是将变法原因归结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是漆侠先生对自南宋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论述宋王朝国势特征的高度概括，这一概括曾在国内广为流传，一度被视作评价宋王朝的代名词。虽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对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是宋朝在财政、军事上的“积贫积弱”仍然没有一个比它更准确的词语可以来概括。

　　从王安石研究拓展开去

1953年转入河北大学的前身天津师范学院以后，漆侠先生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兴的学科，漆侠先生以较大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其中，很快成为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中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成立，漆侠先生担任第二、三届理事长。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渐趋沉寂，但是漆侠先生对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意义的论述直到今天仍然是很有价值的。漆侠先生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要涤荡干净，而且更加重要和艰巨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人文社会科学，以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长时期被地主资产阶级歪曲、颠倒了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冲击、批判，并重新颠倒过来。在几千年的旧社会里，广大农民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从事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养活了贵族地主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则经常地在饥饿线上挣扎；为争取生存权，则又受到剥削阶级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这种历史状况，经过50年代以来的探索、批判、争论，人们终于认识了它的本来面目：被鄙视为‘群氓'的广大农民，以及所有劳动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中国农民战争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尽管这门学科还存在种种问题，但还是值得肯定的。”

漆先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突出特点是，除清代没有涉及以外，秦末、汉代、魏晋、隋末、唐末、宋代、元末、明末各个时段都有专题性讨论，且始终把握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脉络。尽管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沉寂多年，但是漆侠先生的研究不仅在当时是一流，到新世纪仍得到顶尖历史学家的赞誉，而且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农民战争史。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就曾称赞漆侠先生的《隋末农民起义》“有水平有见解”，“对刘黑闼起兵问题讲得好”。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先生说，漆侠先生的《秦汉农民战争史》即使不单从农民战争史而是从秦汉断代史的角度去衡量，这部书的取材和议论仍然是第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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