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古旧地图与地图史学(3)

比较法。通过中外古地图比较，可以知晓两国或两地地图种类的有与无、同类、异质、差异和原因等问题。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是渊源比较，如中国与汉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的地图比较，可以分析二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二是平行比较，即中华文明与另一文明体系中的地图进行比较。如与欧洲文明的比较，可以研究下列问题：地球观与地图、宗教与地图、大探险与地图、科学革命与地图、农业文明与地图、商业文明与地图和海洋文明与地图等。

通过比较可知：欧洲比较发达的地图种类为宗教地图、城堡地图和海图；而中国比较发达的地图为政区地图、城市地图、水利地图和风水地图。笔者将中国与欧洲艺术品中的地图或地球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各自文化中地图与地球的文化寓意和隐喻。

图文互证法。地图虽然是史料的特殊品种，但其并非独立的资料系统，与文字有许多直接的联系。因而，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图与文的关联，其文包括图经、方志、地理书、档案、出土文献与器物、绘画、碑刻和经史子集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图中重大或关键问题。

巧探地图中之“无”。一般学者大多研究书中“有什么”、图中“有什么”。但是，如果用逆向思维研究它们中“无什么”，再追问“为什么无”，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地图断代、谱系建立、科学性分析和地图特征归纳具有极大的帮助。

提升学术涵养

强调问题意识。“问题”为学术之魂，没有“问题”就不会有原创性论文。如来华传教士卜弥格所绘的中国地图上用炼金术元素符号标记了各省矿产地数量，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中国开矿吗？一个传教士怎么会要开矿呢？笔者通过具体研究发现作者是一位博物学家，且具有家学渊源，还翻译出版了中医药方面的著作，由此可知他标注各省矿产数量是一种个人爱好，与来华传教士的职责不相干，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地理状况的介绍而已。

又如，利玛窦批评中国人要求他绘制世界地图时要改变欧洲的传统、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的行为是一种愚昧的表现。果真如此吗？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明、民族与国家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都是将自身置于地图的中央，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种民族（文明）自我中心思想的表现。既然是一种共有现象，那就无所谓愚昧与文明之别了。

敢于质疑权威观点。权威的观点固然有其理由，但也未必全都正确或准确，应该敢于质疑。如地质学家翁文灏和地图学家方俊都认为康熙朝铜版《皇舆全览图》使用的地图投影为梯形投影，而且还给出了投影公式。笔者拼接原图后发现存在问题，通过细致量度与计算，发现这两位大家的结论均是错误的，该图采用的应该是“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即“桑逊投影”）。

还可另举一例，两位意大利学者将新发现的来华传教士罗明坚所绘《中国地图集》手稿整理出版，认为此图集是根据明代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编译的。笔者发现图稿中有一幅原版的“辽东地图”不见于罗氏的地图集，便产生了怀疑，后通过认真研究，发现此图是《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一书中的一幅，而且《中国地图集》的注记文字几乎也都取自此书，与《广舆图》无涉。可见，来华传教士在使用中国地理资料时首选的是官方的而不是民间的。

探究基本概念与术语。虽然中国古代地图研究还没有形成一门成熟的学科，但却有不少重要的概念与术语应注意研究。如表达直线距离术语的“鸟道”和曲线距离术语的“人道”“四至八到”及在地图上的表示、“计里画方”具体使用和山脉“高程”（即路程）等。

历史语境分析。地图绘制具有历史背景、动机与目的，因此在研究之时一定要将其置于当时语境下分析。如《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系朝鲜人利用从中国带回的两幅中文地图拼绘而成。但此图图名令人生疑：既是“混一疆理”为何又写“历代国都”？是现实地图还是历史地图？“混一”是何意？“历代国都”是指朝鲜的还是中国的？通过对绘图时代（明建文四年）背景、主持人身份与政治倾向分析，发现此图是为庆祝李朝建立和新王朝迁都辩护而绘。

既要研究“树木”，也要研究“森林”。学术研究中似乎题目越小、研究越深入越好。但是我们不仅需要小处着手，还需大处着眼，这样才不至于盲人摸象，即既要研究“树木”，也要研究“森林”。如为了弄清古代地图的类型与社会功用，笔者根据当时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结出地图的二十余种功用，即经学研究、山川祭祀、历史探索、战争策划、疆界划分、河道治理、城市规划、聚落选址、矿山建设、商业活动、拓荒屯田、海外交流、名胜探游、文学解释、艺术欣赏、先人凭吊、吉凶预测和观念表达等。另一例是笔者对清雍正朝《天下舆图总摺》进行系统分析，较为全面地了解了清宫关于地图的旨令、造送、御览、分类、著录和庋藏等制度。有了这些“森林”，对具体“树木”进行研究就会判断准确、分析到位一些。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924/5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