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张仲民：历史研究理论很重要，但史料才(2)

对话张仲民

新京报：你前几本著作《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和接受政治》《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和《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也都聚焦于近代中国的出版、传播与阅读体验。为什么会对阅读史研究感兴趣？

张仲民：我开始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阅读史尚没有太多人注意。当时大家都比较关注西学东渐史，背后的近代化关怀比较浓厚，关注的对象也以精英为多。我自己最初的兴趣也在此，后来在大量阅读报刊资料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一个比较少有人关注的选题，就是晚清卫生类书籍的出版和阅读情况，征得导师同意后，就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尝试着跟国外的阅读史作品进行了一些对话，这个尝试现在看来是比较幼稚的。

这些年学习下来，个人觉得或可以这样看待阅读史研究。把阅读史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就是关注书籍、报刊、图像等文类被阅读和接受的历史；广义来说，阅读史的研究对象就是关注文本发生、传播的历史、被受众如何接受使用的历史，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经常关注的是思想、文化、制度、事件等自身的情况是怎么样，却不太考察它们如何被大众接受、如何同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又是如何被人们接受和表述的。

而阅读史把“受众”放在更关键的位置，这种视角颇让我心有戚戚，后来自己的一些研究虽然没有用阅读史的名义呈现，但思路和方法都是一以贯之的——就是用传播的视角、接受的视角去分析问题，即关注所谓的“接受政治”问题，这让我对近代史的很多问题有一些新的理解。

新京报：围绕阅读史研究你发表了一些文章，在文章中你有提到，从事阅读史研究其实有许多的困难，是否可以再展开谈谈做阅读史的难点主要在哪些方面？现在相对于你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这些困难有得到比较好的克服吗？

张仲民：较之于十几年前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阅读史研究现在已经慢慢热起来，不只是历史系，很多新闻传播系、图书馆学系的人都在做。但之前我曾遇到的那些问题和困难现在依旧存在。

首先是，阅读史是欧美学者引领的一股学术潮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更好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或随意牵强附会，依然比较困难。此外，最重要的问题或难点在我看来，是阅读史研究所遇到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瓶颈”问题。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阅读史研究都存在一些障碍，就是受众通过阅读所引发的变化必须是有迹可循、有材料记载的，研究者对此进行研究又全部是建立在后设的立场和后天可以得到的材料基础上。

然而事实上，从我们个人现实的经验来看，很多时候我们认知发生转变或剧变的时候，并非源于阅读外部世界的影响，却经常是发端于一些很偶然的突发异想或自省、顿悟、断裂。通常这样的瞬时变化是缺乏史料记载的，有时甚至当事者本人都不太清楚自己的这个转变过程。这就给阅读史研究带来了挑战，如果只根据常规的史料呈现与后设叙述，我们的确可以建立一套比较具有连续性的受众阅读、接受与使用的系谱，但这样一种再现显然忽略了史料不存在或无法呈现的那些情况。这个瓶颈或许可以运用一些理论介入来得到一定的弥补，而很多阅读史的研究者也的确喜欢使用理论来弥补史料不足的问题，但根本上讲我觉得这个障碍还是没法克服。

青年历史学人“我在读”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 编，彭刚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此书是九位欧美一流历史学者的访谈录，编者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设定，让九位学者现身说法，为我们讲述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治学经验，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与参考意义。”（张仲民）

新京报：这里其实涉及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理论似乎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史料，但另一方面，历史学讲求“论从史出”，理论的过度引用也有可能导致论述并不很贴合史料反映的事实。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张仲民：一些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不过我们目前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理论”，基本上是西方传入的，在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历史学者都比较喜欢用理论、用一些概念术语，研究近现代史的一些学者，尤其喜欢动辄把自己研究的个案同近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918/5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