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远：一生奉献给史学研究(2)

四是追求史与文兼善。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司马迁的史学功力与文学修养两方面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史学著作应力求做到史实与文字表述完美的统一。然而，当今不少史学工作者，缺乏文学素养，不重视文字的表述。尽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观点方面多有创新，但由于晦涩难读，从而削弱降低了本身的价值和传播的范围。蔡美彪早年曾与范文澜和罗常培共事，范、罗二人都是语言大师。范文澜早年对《文心雕龙》研究造诣颇深，有几部研究专著出版，他善于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以语句精练、深入浅出为学界所称道。罗常培语文能力超群，在语言学界属于泰斗级人物。蔡先生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视史实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可以说，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出神入化，点石成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与他本身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的深厚造诣，又能诗能文、文史兼通是分不开的。因此，阅读他的著作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没有故作高深、拖泥带水之感。这也正是《中国通史》《中华史纲》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是“横通”式研究蒙古学。蔡美彪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1948年即发表了论文《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20世纪50年代初，同罗常培编撰《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遂开始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字蒙、汉文献等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他接连发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从蒙古文字的起源说到新蒙文的推行》《汉语里的蒙古语》《元杂剧中的若干译语》等，对蒙古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此后的七十余年间，他一直都继续耕耘在蒙古学园地，是在蒙古学领域倾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成绩的学者。

蔡先生对蒙古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研究蒙古学单一的某个方面，而是采用一种横通的方法，即采用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马可·波罗是一个旅行家。而蔡先生通过对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讲述的各地情况，以及书中使用的波斯语、蒙古语词语等方面记载，对他在中国十七年间的语言与观念、地位与身份以及游记所显示的特点，进行全方位考察，从而不仅指出他应当是一个斡脱商人，而且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与其身份有关。于是有关马可·波罗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文章发表后，受到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澳大利亚蒙古史学家罗依果、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赏。美国的一些大学历史系将其有关马可·波罗研究的论文作为教材，供学生学习参考。又如，有关关汉卿研究。关汉卿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戏剧家，在戏剧方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产。但是，由于存世的关汉卿生平事迹资料欠缺，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关汉卿生卒时代和人生经历等知之不多，许多细节更是成为难解之谜。蔡美彪通过关汉卿创作戏剧中的蒙古语等词汇，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了关汉卿生于金末，由金入元的结论。并指出他不是人们认为的“金末太医院尹”，或“元太医院尹”，根据元代典籍及户籍制度的史实，得出关汉卿是元代太医院管领的医户的结论。此外，还考证出“元世祖至元后期，关汉卿也曾在杭州一代从事戏剧活动”等经历。这篇《关汉卿生平考略》论文，反映出他治蒙古学善于利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取得的成果更令人信服。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样有其特点，不是简单地辨识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为蒙古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反过来又通过历史学诠释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内容，从而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学研究推向高峰。

总之，蔡美彪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中国通史》《中华史纲》《中国通史简本》等，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使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一部《中国通史》发行几十年，多次再版，荣获国家图书奖，成为许多人案头必备之书。近年所著的《中华史纲》也同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几经再版。这些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打通辽、金、元断代壁垒进行融会贯通研究，对揭示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特点与兴衰规律意义重大。其《辽金元史考索》《辽金元史十五讲》等著作，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形成过程，从而带来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献和文物的论著，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潮，尤其是采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蒙古民族进行综合研究，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新篇章。此外，他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等，为中国蒙古史学和元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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