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开沅先生学术(2)

先生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曾谦虚地说，自己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这虽是自谦之词，但说明他非常看重这两大领域研究对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的重要意义。他历来主张，“真正的学术应是全人类的公器，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当然，章开沅先生的学术贡献，远不止这两个方面。诚如有的学者所归纳，他的史学研究领域十分宽广，大体涉及辛亥革命史、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包括张謇研究、商会史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中国教会大学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等六个方面。此外，章开沅先生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也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和精辟见解，在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学术成就和影响广泛而深远，不愧为当代中国史学“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代名家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杰出学者之一。

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章开沅先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治史风格。

“求实存真”，实事求是。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章开沅先生从不讳称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精华就是实事求是。他曾说：“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就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求真，务实，说真话，说实话，办实事，是先生一辈子的追求，也是他的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他的书斋就命名为“实斋”；他最推崇的名言，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他强调，既然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治史之人，必须以“超出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这些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体现了一位当代史学家的铮铮风骨。

筚路蓝缕，开拓创新。

章开沅先生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与深刻的学术洞察力，思想活跃，勇于开拓进取。或许是少年时期曾饱经忧患使然，他天生有一种冒险问难、探求新知的革命性格，“从不满足于轻车熟路，经常喜欢在荆莽崎岖的山野作新的追求”。先生这种性格与志向，表现在治学上，便是一种豁达与开放的学术风格，从不囿于某一固有领域，也从不满足于业已取得的成就，而是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不断扩展学术空间，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而引领新的学术潮流。从辛亥革命史、张謇研究到商会史、现代化史、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研究，每涉足一个新领域，他都会带领弟子们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学术天地，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影响所及，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贵在通识”，淹贯赅博。

先生治学，既基于实证，重视史料，又不满足于饾饤琐碎之学，而是力主实证与理论的结合，学术与思想的贯通，认为史学研究“贵在通识”，“通识首先需要理论素养，需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需要正确的方法论”。他治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便是淹贯赅博、气象宏大，既讲上下延伸的“纵通”，也讲空间跨越的“横通”，还讲中外古今的相通。往往是全史在胸、全局在握，然后阐精抉微，言人所未言。就“纵通”而言，先生力主要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把握和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如率先提出研究辛亥革命要有“盘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的大史学观，给人以极大启发。在“横通”方面，先生提倡要多做区域性、全球性的比较研究，从空间上拓展历史视野，而且主张历史学科要与其他学科横向沟通、相互渗透，努力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

“关心社会”，融通古今。

章开沅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坐守书斋的学究，而是一位充满活力和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历史学家。“参与史学”是他晚年经常讲的话题，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历史学家要具有一种关心社会、参与现实的强烈意识，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仅书写历史，还应融入历史，创造历史，为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二是历史学家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史学成果来参与现实，“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现实需要来设计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将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实践中，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钻进故纸堆中出不来，像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参与的史学只有在史学的参与中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zonghexinwen/2021/0712/5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