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文青到历史学家(2)

一条街上三个“文学青年”，在“文革”运动的浪涛声中，在“农业学大寨”的苦战之中，像三个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开始了他们的文学写作。他们是朋友、更是文友。他们是兄弟、更是知音。三人中，金仓的文化程度最高、读书最多。他热衷于抄录古典诗文，用他那端庄、优美的颜体蘸笔字，抄了厚厚好几本。他也写小说，且出手不凡，但写得不多。怀仁上学少，却读书杂，尤其喜欢民间故事、古典通俗小说以及山西老一代作家的作品，写出的东西颇有点民间文艺味道。我从小学开始，就学着写文章、投稿子。在原中上学时又读了一些文学名著，遇到几位很投缘的语文老师，写作热情很高。我通讯、评论、小说、散文，什么都写，有时则与怀仁合作。距南申村十里的下薛孤村出了一个知名作家杨茂林，是我们崇拜的名人。当时他响应上级号召，回本乡插队锻炼、体验生活。我们慕名前往拜访，从此结下情谊，成为我们三人的老师、兄长、朋友。每年过了春节，不是我们相约到他家里，就是他骑车到我们家里，畅谈一天，吃一顿饺子，把年过得有声有色。七十年代之后，国家的文学政策有所松动、调整，文学活动和创作逐渐活跃起来。1972年，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由忻县地区革委会政工组主办、杨茂林主编的《文学创作选集》出版，我的短篇小说《同一块地里》发表。这对我们三个无疑是一个鼓舞。当时，原平文化馆创办了内部刊物《原平文化》，怀仁连发了几篇小说。更让人振奋的是，1975年省里创办了《汾水》文学杂志，其实是“文革”前《火花》的延续。金仓写了一部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 《“膏药”队长》，取材于村里的真人真事，描写了一位性格复杂、滑稽的农民形象，颇有古典文学和赵树理小说的韵味。此时的金仓在本村小学教书，他像读课文一样悠然自乐地读给我和怀仁听，我俩都觉得别具一格，肯定会发表。寄给《汾水》编辑部，很快收到回信，让金仓前往太原改稿。数天后金仓返回村里，说见到了马烽、西戎、胡正等几位大作家，但他们认为主人公是个中间人物，需要大改、重写。金仓坚持己见，不愿大改，于是作罢。我们很为金仓失去发表作品的机会而遗憾，同时也见识了他的执拗性格。倘若这篇作品发表，他的人生也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他在2006年的亲笔小传中说：“青年时代因上山下乡辍学十年，始正式参与社会生活，曾醉心小说创作，希望用艺术形象的塑造记录下历史的若干侧面，那时因文艺期刊大多停办，作品多供同好者交流，留下的唯一成果是培养了写作能力。”

作为农民的后代，我们是不合格、不忠诚的。我们三个都在村里待了十年左右，也参加了生产队的锄耧耕种、拉车挑担等各种农活，但加起来算时间并不长。金仓断断续续当过几年民办教师，我先是上高中后又借调到公社工作，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农民。但对农村生活、农事劳动等都有着刻骨的体验。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我们三个的命运发生了转折。1975年，我被推荐保送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同年，怀仁被借调到原平县文化馆《原平文化》当编辑，后来通过自修考试获得大专文凭；1977年，金仓考入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毕业后留校搞了历史研究。我们对“文学梦”并没有寄予太高的期望，但文学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就在1977年春节，我们三人回到村里。金仓苦斗数年，在村里盖起了五间正房，刚刚搬入新居，墙壁还没来得及抹泥粉刷，但却要告别家乡了。三个患难兄弟围坐在冒着蓝色火焰的泥火炉旁，谈眼下、谈文学、谈理想、谈未来，不觉情动于衷，依依难舍。金仓说：“等咱哥儿仨退休了，都回南申村来，盖一栋二层小楼，颐养天年！”当时，我们对金仓的话充满神往，深信不疑。但金仓这一走，竟成为永别。

底层社会与人生资源

我不知道金仓1977年报考历史专业与他的乡村人生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我不知道金仓30余年的历史研究与晋北那个村庄的历史现实有什么样的深层因果？但我知道，十年的乡村底层生活，为他积累了丰厚的社会人生经验，凝聚了不竭的探索进取精神，练就了锐利的洞察世事的眼光。十年磨难已然转化成了宝贵的人生资源，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

金仓最让人感佩的是那种百折不挠、艰苦奋争的精神性格。这种精神性格既表现在生存、生活中，也体现在工作、治学中。很多年前怀仁就感叹：“金仓真是一个精神动物！”六十年代末，刚刚20出头的金仓结婚成家，分户另过，住在父母老宅对门的另一个狭长小院里，两间向阳泥房、一个躺柜、几件锅碗，就是全部家当。刚刚走进社会，既无积蓄，生产队也不开红，冬天的取暖就成了问题。金仓决定像村里的那些壮汉一样去西山背山柴。村里距西山有二三十里，灌木丛生，每年冬天，就有一些壮劳力去砍山柴。这是一项极苦的活，天寒、路远、柴重，一般人是干不了的。家里的父母和爱人担心他吃不消，不同意，而他执意前往。他每天天不亮起来，匆匆吃点饭，怀里揣上两个窝头一壶水，腰间系一根绳子别一把砍刀，迎着寒风疾步赶到山里，找准地方，披荆斩棘大干两三个小时，待山柴垛割得差不多了，用绳子结结实实捆成一背。然后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点火烤窝头，“野餐”完毕，这才背起一百多斤重的山柴背，一步一步走回村里，此时天已大黑。就这样，他一背就是几十天，一直到腊月底。小小的院子里，山柴堆成一座山。全家一冬天的做饭、取暖顺利解决。背山柴的做法，金仓坚持了很多年。怀仁也背过山柴，但我就没有这个体力和胆量，也许是生活还没有逼到那一步吧？金仓个子高，但单薄，面对生存困境，他就有这样的勇气和意志。盖房，可以说是金仓青年时代的“光辉篇章”。他总觉得黄河川嫁给他受了委屈，一直琢磨着盖房子的事。为了房子，他去岢岚三线建设工地当民工，挖土方、干杂务，每月四十多元，干了两年有了一点积蓄。为了房子，他说服村里一位单身汉，用自己现成的小宅院换下单身汉一块可盖五间正房的宅基地。为了房子，他几上西山买回木料，起早贪黑从河槽里挖石头，自己亲手打了五间房用的土坯……一直到1974年夏天，在众乡亲的帮工下，盖起了五间新房子。这房子盖了五年，耗尽了金仓的积蓄，耗尽了金仓的心血。其艰辛可与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造屋相比。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盖起五间房子，这在当时的村里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村人对金仓颇有点刮目相看。我常常想，艰难困苦，可以使人扭曲、堕落，也可以使人成熟、坚强。金仓在打山柴、盖房子的艰苦岁月里，经受了考验，磨砺了意志，收获了成功，他得到的不仅仅是生存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自信。有这样一份精神资源，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自然会用打山柴、盖房子的那样一种心劲和毅力，踏石留印地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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