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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感之失一个中共纪念史编纂问题的分析与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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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般的历史认知过程中,研究者在通过理解物质性与符号性史料而获得关于过去活动的“表象”(信息和知识)后,进一步认知和理解的过程就是在“前结
在一般的历史认知过程中,研究者在通过理解物质性与符号性史料而获得关于过去活动的“表象”(信息和知识)后,进一步认知和理解的过程就是在“前结构”的“帮助”下发挥各种思维运作和意识活动(分析、回溯、推理、想象、综合等)的作用,使所有有关“过去”活动的信息和知识不断地关联、拆分、重构,最终完成认知。其中,分析“过去”活动的知识和信息并进行关联,是发现和理解它们内在联系和展开回溯、推理、想象等思维运演的前提和关键。一旦缺少“关联”,完整的历史意识活动也就无法展开,而这种情况就发生在对“中共纪念活动”的认知过程中。
“中共纪念活动”有其具体表象,即各种行为的外在形式,而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精神和文化属性。当认知或分析这类对象时,研究者通常会习惯性地按照处理普通实践和日常活动的那种“实在”的观念和方式去进行。这种“实在”的观念和认知方式指的是常识性的认知“惯习”,它是研究者的“前结构”之一,来源于传统实证主义路线的历史认知范式。这种认知“惯习”深刻影响着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如方法、观念、语言等,表现为在研究中采取一套“日常化”和“常识性”的方案去讨论、理解、解释和描述问题。在这种常识性的认知“惯习”“帮助”下,对纪念活动的理解和认知就往往停留在具体的表象层,因为在常识性的认知中,并不必也难以深入分析活动的精神和文化内在。如此,各种纪念活动便始终处于一个一个相互独立的状态,无法有效地进行关联性理解,从而也就限制了内在联系的发现以及回溯和推理等思维过程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获得和谐且具有逻辑性和条理性的认知结果,“归纳”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人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去处理具体杂多的对象,抽取和建构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结论。这也就使得相互独立的认知对象能够按照特定逻辑区分、联系和组织,以此满足结构化语言表达的需要。由此,过去的活动被有条理地反映,呈现事实论证式的“论题”表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促使对“中共纪念活动”的认知最终朝向和停留在“归纳”的层面,其原因在于主、客双方——作为认知对象的“中共纪念活动”存在的独特性以及研究者所秉持的常识性认知“惯习”——的共同作用。通常情况下,以常识性的认知“惯习”去应对和处理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对象和问题毫无问题,具有完全的效力,但当面对纪念活动这类特殊的历史存在时,它往往就会面临力所不逮的困境。就党史学界来说,实证主义仍然是无可争议的主流路线,而在中共纪念史的研究中,常识性的认知取向也自然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归纳”性的认知和事实论证式的“论题”表达便是某种“必然性”的存在。随之而来,基本“历史感”的缺失就具有了普遍性,成为中共纪念史编纂所面临的问题。
不仅如此,“归纳”性认知还带来了其他问题。“归纳”能够从“中共纪念活动”的信息和知识中抽取出足够多的逻辑即各种结论。将其表达出来便可以反映过去的活动,同时实现历史知识(“事实”)的传递和观点(“论题”)的表达。但是,“归纳”原生的“或然性”使其有堕入盲目和主观性的危险(13)“归纳”的逻辑必然性从来都受到质疑。也就是说,它充满了或然性,即从前提(事例)到结论,二者之间并不是必然的推理关联。这就意味着,“归纳”的极限功能只能是提供各种可能性的逻辑。在没有一般原理的帮助下,这种或然性就会表现出盲目以及很大程度的主观经验性。所以,只依靠“归纳”来建立知识系统是远远不够的。由“归纳”得出的结论一般都作为假设而提出,以此构成更严密的演绎推理的前提,从而深化对事物的认识。与此相对应,演绎性的推理证明和解释则可以呈现逻辑的必然性,而情节化的解释便被认为是一种演绎论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叙述是一种解释形式——如果说演绎论证是一种解释的话。”参见〔美〕阿瑟·丹图著,周建漳译:《叙述与认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正因如此,在历史作品中,事件的转换和情节的发展常常令人感到自然和有序。。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就需要某种先验的总体逻辑和结构来约束“归纳”和保障最终结果的一体性。所以,纪念的过程如发起、进行、结束等以及中共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就充当了先在的结构,而对事实的“归纳”也就可以与之相向而行或不谋而合。于是,“归纳”的结论就集中在意图缘起、形式类型、功能作用、经验启示或者中共历史不同阶段的特征(如国民革命、苏维埃革命、抗日战争等等)这些方面。如以中共某个纪念中的话语嬗变为主题的考察,其中事实论证的“论题”就符合各个时期的特征,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论题”是“假”的或有故意为之之嫌。应该说,这种“归纳”得出的结论的确有其价值,展现了“中共纪念活动”的不同特征。但是,“归纳”始终处于这些先在的结构范围内,伴随着它的持续进行,所得到的结果即使有着不同的事例和表述,表现得丰富多彩,实际上也难以摆脱琐碎且同质化的趋向。这使得研究始终在同一种水平上进行,无法获得突破,令整个研究的投入和产出失衡,从而面临历史研究的价值生产“内卷化”的危机。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613/4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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