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感之失一个中共纪念史编纂问题的分析与反(3)

二、非情节化：中共纪念史编纂中的“历史感”问题

“历史感”是读者从一般历史作品中所获得的基本和普遍的感觉，是历史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感觉”是主观乃至缥缈的，具有不确定性，不易把握和直接讨论。所以，要从理论和学理说明中共纪念史研究和编纂中基本“历史感”的缺失，还是应该聚焦于产生阅读体验的语言表达，从而将这个问题的说明转换为一种对实际可分析的对象的讨论。根据前文所述，在事实论证式解释的阅读体验中感受到“变化性”和“时间感”的欠缺。也就是说，这种解释的形式导致了体验的区别。与此相对应，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历史”(6)在日常的语言使用中，“历史”可以指涉客观的“过去”，也可以指被人再现后的“过去”。这里的“历史”就属于后者，是语言符号化的历史作品。式的解释形式，它在历史作品中是基本、普遍和必然的存在，关联着基本“历史感”的产生。这也就是所要讨论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么，“历史”式的解释是什么，它具有何种形式呢？在此，可以根据“解释”的语义来进行说明。“解释”通常被赋予两重语义：一者较重，指“给一个原则提供事实，或者给一个更概括的理论提供一种理论，如自然科学或者哲学所做的那样”；一者较弱和通俗，“比如当我们说：‘来让我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你们就会明白了’”(7)〔法〕保罗·韦纳著，韩一宇译：《人如何书写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4页。。事实论证便属于那种较重的解释，而传统叙事的历史作品中的解释(讲故事)则是较轻和通俗的。在实际的史学实践和作品中，两种性质的解释往往结合起来发挥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通俗的”解释“才是真正的或者说是历史解释的唯一形式”——“进行解释，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就意味着‘展示情节的发展，使它可以被理解’”(8)〔法〕保罗·韦纳著，韩一宇译：《人如何书写历史》，第144—145页。。所以，真正处于底层、决定“历史”根本属性的是第二类解释，这是由人的历史意识活动的根本过程所决定的(9)所谓的历史意识活动过程包含了回溯、想象、推理、分析、综合等思维过程，其中回溯被认为是最底层的，它对应的是叙述性或叙事性。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在此不作详细讨论。。如果要给这种“历史”式解释一个更准确的表述，那就是可理解的情节或称其为情节化的解释。

在这种情节化的解释中，事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表现为对一个事件意义的理解须从另一个事件中进行，简而言之就是因果关联。其中，所有事件的意义能够连贯接续，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链条，由此形成整体的情节发展。这样，每一个事件的出现都是对情节发展的推动，它们的不断转换将揭示出一个既内在差异又持续一致的发展变化的整体过程。如此，也就实现了对特定问题或对象(如中央苏区的形成)的解释——一种“历史”式的解释。同时，对于阅读者而言，通过理解事件的演绎变化即情节的发展，也就理解了作品所要解释的问题；而就体验和感受来说，情节使人沉浸和融入其中，在事件的转换中理解关于过去对象的发展变化，感觉到事件似乎在自我解释——它们自然、有序而肯定地发生着，由此体会到一种真切生动的“过去”时间的感觉。这些从情节化解释中体验到的普遍感受，可以说就是历史作品的基本“历史感”。所以，从理论上说，基本的“历史感”所对应和要求的语言表达的核心就应是可理解的情节，而情节化的解释无疑就可以用来判断基本“历史感”的相关问题。

由此再来观察事实论证式的解释。从形式上说，这种解释的形式是非情节化的：纪念事件通过“论题”被统摄起来，它们的存在既不相互依赖，也缺乏内在关联；各种差异化事件的集合并不能被理解为发展变化的整体过程，当然也就无法提供关于“过去”时间的生动体验，导致其中的“时间”只是被作为“过去”的标记(10)“变化性”和“时间感”是基本“历史感”最为关键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政治史学家埃尔顿特别强调“历史”写作时应该注意“每一个论题不但必须与其他的有机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必须有时间感和牢记变化”的原因所在。参见〔英〕埃尔顿著，刘耀辉译：《历史学的实践》，第111页。。这便构成了一种缺失基本“历史感”的语言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事实论证式以及非情节化的解释，在现有中共纪念史编纂中广泛存在，甚至那种通过“论题”层层套叠、全盘实施事实论证的解释的作品也不在少数，这就将基本“历史感”的缺失从“论题”扩展到整个作品，所呈现的只是对不同“论题”的强调和证明。严格说来，这类作品只能够称其为一种对“过去”的研究，而不是具有“历史感”的“历史”。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广泛存在，中共纪念史编纂和研究正面临着“历史感”缺失的问题，这是一个影响到研究作品属性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引起党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613/4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