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感之失一个中共纪念史编纂问题的分析与反(2)

这里所说的特殊的“论题”解释形式，表现为一种“事实论证”的状态。具体说来，就是以一个明确和单一的目的去选择和描述不同的“中共纪念活动”事件，以求证明“论题”在逻辑上为“真”。其中的这些纪念事件，虽然有着差异化的表现，但意义被限定，即直接指向“论题”，用于论证“论题”的真实性。它们之间可以说是平行和互相独立的，不具有那种因果接续的明确内在关联。对此，同样可以以上文所提及的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辛亥革命纪念的作品为例。文章在解释和说明中共纪念辛亥革命的诉求时，区分了三个不同的“论题”；在围绕“论题”进行的具体表达中，虽然存在着各种不同功能的语言表述，但解释的主干及本质则是将不同年份的纪念辛亥革命的社论中的各种诉求表现摘取和描述出来，从而表明该“论题”的确证性，实现解释的目的。所以，这种“论题”解释的形式，本质就是提出一系列事实以为证据，使得对“论题”的解释变成了一种简单化的针对其所作的事实论证。

这种独特的解释形式无疑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阅读体验。在阅读以事实论证式解释为核心的文本表达时可以感受到，不同纪念事件的“发生”(被提出和描述)，有着差异化的表现，但将它们联系起来所需要的首先是对“论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事件本身的表现并不具有直接关联，需要依靠外在的“提示”(“论题”)来指出它们“是什么”，从而顺利地将它们联系起来，获得理解。这在上文关于抗战时期中共辛亥革命研究的作品中同样可以找到具体表现，其中有关“借助纪念活动分析革命时局，阐释中共革命主张”这一“论题”的解释和说明，就分别描述了中共在1937年、1940年、1941年、1942年以及1943年的“双十”纪念期间发出的社论、纪念文中的局势分析和主张。对于理解这些具有不同表现的事件来说，必须依靠“论题”来进行意义的统摄，否则就只是一些相互独立的差异化事件而已。正因如此，阅读者也就无法对不同事件之间转换的那种差异和变化性作出有效的认知和理解，而只能够以一种同一性来把握它们。同时，由于事件“发生”缺乏内在的因果接续，这妨碍了阅读者有效进入“过去”，进而体验事件在流动的时间中的那种自然变换和发展的感觉。由此可以认为，事实论证式的“论题”解释，无法令阅读者理解其中事件转换的变化性和体验“过去”连续流动的时间感。

之所以要在此强调可理解的“变化性”和连续流动的“时间感”这两点感受，是因为它们是历史作品阅读体验中普遍而突出的特征(5)对于变化性，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便提道：“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参见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4页。梁启超则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强调“史”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可见，赓续的因果关系令人体验到一种连续流动的时间感。。比如在阅读中央苏区史时，阅读者总是期待事件“发生”的变化以理解中央苏区的发展，其中的事件是内在关联的，它们转换之间的那种变化也总是可以把握的，阅读者通过事件的转换和变化而历史地理解了“问题”或“论题”(如“中央苏区”的存在)。另外，即使在没有“论题”的情况下，阅读者通常在历史作品的阅读体验中，仍然能够根据事件的内在关联和转换变化来体验发展过程和“过去”时间的流动。所以，与普通历史作品中的解释相比较，在事实论证式解释的阅读体验中，读者会感觉到“变化性”和“时间感”的欠缺。

这种欠缺其实就指向了本文开篇提出的基本“历史感”缺失的危机。但是，在此还不能给出相应的判断和结论，因为“欠缺”只是一种感觉，要作为理论和学理的说明显然不够，还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况且在实际情况中，这种体验并不被人注意，甚至是习以为常地被忽略。这是因为，在逻辑上，通过事件的描述，的确使得“论题”得到解释，被证明为“真”，从而就为整体解释提供支持。也就是说，事实论证式的解释本身的有效性，导致人们很少去关注其中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欠缺感。因此，有必要超越经验性、主观性和感官层面，从理论上即以理性和客观的方式对这种感觉进行说明，进而更明确地指出中共纪念史编纂和研究中基本“历史感”缺失的危机，如此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613/4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