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我国舆论学理论及实践的开创者和引路人(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建我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

在甘惜分看来，舆论学要实现了解和研究民情的任务，必须将理论研究与实际的民意测验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提到“舆论”这个词汇，人们极易联想到的便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经常采用的“民意检测”或“舆情调查”，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造舆论”的偏离客观实际的宣传，舆论研究虽然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但是舆论调查的方法与形式本身并没有阶级性，所以当然也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服务的。⑨

为此，他多方奔走欲筹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最终在1986年底正式成立，他出任首任所长。他曾谈及自己筹建舆论研究所的初衷：根源在于“文革”十年浩劫引起的思想推动，“文革”十年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颤，目无民主中国就没有希望；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意志没有表达的地方，有话没处说，这就是一种隐患；他希望创办舆论研究所，搞民意调查，公开发布调查结果，以此推动国家的民主生活。⑩

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建立舆论研究所是我多年来的愿望，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强烈愿望。”作为我国第一个以舆论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该所的建立可以说是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刻反思，也可以说是对舆论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积极探索。对于该所的任务，他指出：第一是作舆论调查、民意测验。首先为新闻界服务，调查新闻宣传的实际效果；也为党政部门服务，了解群众意愿、情绪，还可以为社会服务，接受社会团体和各方机构委托的调查项目；第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舆论研究，建立中国式的舆论学，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学说，要创造条件创办中国舆论季刊，发表舆论调查结果和研究性论文；第三是为了加强新闻学的教学，开设舆论学课程，让新闻院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掌握了解民情的知识、技能和理论。

当时，由于国内政治气氛较为敏感，不少人都建议甘惜分将该所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经济方面，这样做不仅可以使研究所的收入得到保障，也能避免出现一些政治上的潜在风险。但是他都婉言拒绝了，因为他始终认为舆论学研究本就应当调查了解民情，从而做好民众情绪的观察者。在他任所长期间舆论研究所共完成约30个调研项目，其中不少项目涉及敏感问题，但也正因为甘惜分这种敢于直面敏感问题的勇气和魄力，使得该所不少舆情调查项目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对1986年底安徽合肥“学潮”的调查、1988年春节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1989年春节的“蛇年展望”等项目。

1993年年底，甘惜分离休，舆论研究所的事业仍在快速发展，有关部门和不少老师都希望他继续担任研究所所长，但是他选择了卸任。他认为，自己的精力已经比不过年轻人，应当让朝气蓬勃、勇于奋斗的年轻人来继承事业。

揭露资产阶级舆论学研究的虚伪性，充分论述舆论的阶级性

在国内学者中，甘惜分最早对舆论的阶级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分析指出：“一般说来，舆论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因为人们的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受他所处的物质利益地位所决定，他对当前事件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同样是受他自己的物质利益所支配。所以，同一阶级或同一社会集团的人们，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物质利益，也必然地存在着近似的舆论”；“在存在着阶级区分的社会里，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阶级性。”他还认为：承认不承认社会舆论具有阶级性，这是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分歧之一。资产阶级的舆论学研究者们总是抹煞舆论的阶级性，而侈谈什么超阶级的社会舆论。它们只承认不同社会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等人们之间舆论的差别，而不承认这些不同的社会舆论的最为重要的差别来自于不同的阶级性。

当然，舆论除了体现出一定的阶级性与民族性之外，还将受到地区性、文化程度、职业要素等特征的影响。人是具有社会性的群居动物，人与人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彼此信赖、交流的关系，而这种联系将人们聚合为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这种联系，那么我们的社会很可能就会发生破裂，导致社会问题频发。因此，在这种彼此连接的社会生活中，群体之中会产生相似的舆论。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这种舆论形式也是存在着一定阶级性的，来自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会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分析问题，形成对事件的观点与态度。因此，在舆论的诸多特征中，阶级性被甘惜分视为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sxllyjzzs.cn/qikandaodu/2021/0503/440.html